張謇
張謇
張謇(1853～1926)
中國實業家，教育家，立憲派首腦人物。字季直，號嗇庵。1853年7月1日生於江蘇南通，1926年8月24日卒於同地。1894年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時值中日甲午戰爭新敗，張謇鑒於當時政治革新無望，決心投身興辦實業和教育。1896年，在南通籌辦大生紗廠。其後陸續創辦許多重要企業，並創設淮海實業銀行，形成以張謇為首的大生資本集團，其鼎盛時期的總資本約為三四千萬元
張謇張謇一生創辦了20多個企業，370多所學校，為我國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為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寶貴貢獻，被稱為「狀元實業家」。毛澤東同志在談到中國民族工業時曾說：「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
張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故海門民間稱他為「四先生」。張家世代務農，到張謇父親時，已置田二十餘畝，並兼營糖坊。清鹹豐六年(1856年)張謇4歲時，由父開始教識《千字文》。5歲時因背誦《千字文》無訛，父令隨伯、仲、叔三兄入鄰塾，從海門邱大璋先生讀書。12歲時，謇父自辟家塾，延請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讀其三子。14歲時，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負笈往西亭，從效祁先生的從子宋琳先生讀書，膳宿其家。15歲起，間亦從效祁子、江南鄉試舉人宋琛先生問業。同治七年(1868年)16歲時，由於祖上是三代沒有功名的冷籍，為了走上科舉正道，經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縣人張銓兒子張育才的名義報名注籍，經縣、州、院三試勝出，得隸名如皋縣學為生員。同治八年(1869年)張謇考中秀才。其後如皋張氏貪得無厭、索酬無已，後竟控訴於如皋官府，意在借官勒索，於是「冒籍案」發。自此連年纏訟，使張謇吃足了苦頭，家道也轉入困頓。幸賴通州知州孫雲錦、江蘇學政彭久餘憐士惜才、曲為援護，屢費周折，才得以銷如皋控案。
同治十三年(1874)，張謇前往南京投奔原通州知州孫雲錦。光緒二年(1876年)夏，應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邀請，前往浦口入其慶軍幕任文書，後袁世凱也投奔而來，兩人構成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參與了慶軍機要、重要決策和軍事行動。光緒六年(1880)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光緒八年(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借機發動侵略戰爭。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反抗侵略，對外持強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光緒十年(1884年)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袁世凱則留朝鮮接統「慶字營」。不久吳長慶病故，張謇離開慶軍回歸故里，繼續攻讀應試。
張謇從16歲錄取生員起，中經18歲、21歲、23歲、24歲、27歲前後5次赴江寧府應江南鄉試(俗稱南闈)均未中試。直至光緒十一年(1885年)33歲，因孫雲錦官江寧府尹，子弟依例回避，轉赴順天府鄉試(俗稱北闈)，才取中第二名舉人，俗稱「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聲名漸著，成為「清流」著重延攬的對象，但此後張謇四次參加會試均遭失敗。
從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蔭等對張謇就有了提攜之意，特別是「期許甚至」、「薦而不中」，幾次誤把他人卷子認作張謇而取中會元，更說明了提攜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試時翁同龢的志在必得。(張謇34歲應禮部會試不中；37歲赴會試，試卷為無錫孫叔和所冒，孫中而張落；38歲應會試，場中誤以陶世鳳卷為張謇卷，陶中「會元」而張落第；40歲赴會試，試卷又被武進劉可毅所冒，劉中會元而張又落第。)
光緒十三年(1887年)張謇隨孫雲錦赴開封府任，協助治河救災，並擬訂《疏塞大綱》。光緒十四年(1888年)以後，又應聘主持贛榆選青書院、崇明瀛州書院、江寧文正書院、安慶經古書院等。
光緒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後六十大壽辰設恩科會試，張謇奉父命再次進京參加禮部恩科會試。二月，禮部會試，取中第六十名貢士；三月，禮部複試時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師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試時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評閱後，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閱卷大臣的工作，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還在光緒帝引見時，特地介紹說：「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張謇得中一甲一名狀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不久，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民族危機促使帝後兩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擁戴光緒帝，好發主戰議論，其主要抨擊目標為畏日如虎的李鴻章，實際上都是借以沖擊主和的後党，企圖為虛有「親政」其名的皇帝爭取若幹實權。名噪一時的新科狀元張謇，由於歷史淵源和政見相近，很快就成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門」弟子中的決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戰、主和兩派鬥爭激烈之際，張謇因父喪循例回籍守制。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派張謇舉辦通海團練，以防禦日本海軍隨時可能對長江下遊的侵犯，由於清政府在中日戰爭中落敗並簽訂了《馬關條約》，通海團練半途而廢。同年底，加入康有為組織的上海強學會。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初，張之洞奏派張謇、陸潤庠、丁立瀛分別在通州、蘇州、鎮江設立商務局，張謇與陸潤庠分別在南通和蘇州創辦了大生紗廠與蘇綸紗廠。
大生紗廠最初確定是商辦，張謇試圖通過官招商辦、官商合辦來集股籌款，但收效甚微，籌集資金十分有限。張謇無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尋求援助，1896年11月，張謇通過曾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商務大臣的劉坤一，將光緒十九年(1893)張之洞搞「洋務」時用官款向美國買來辦湖北織造局擱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經鏽蝕的官機40800錠，作價50萬兩入股，作為官股，恰在此時，以官督商辦及官商合辦形式壟斷洋務企業的盛宣懷也正要買機器，便把這批機器與張謇對分，各得20400錠，作價25萬兩官股，另集25萬兩商股。官股不計盈虧，只按年取官利，因而變成「紳領商辦」性質。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紗廠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閘陶朱壩破土動工，次年大生紗廠建成投產。經過數年的慘淡經營，大生紗廠逐漸壯大，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該廠增加資本63萬兩，紗錠2萬餘枚。光緒三十三年(1907)又在崇明久隆鎮(今屬啟東縣)創辦大生二廠，資本100萬兩，紗錠2.6萬枚。到宣統三年(1911年)為止，大生一、二兩廠已經共獲淨利約370餘萬兩。1901年起在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支持下，在呂泗、海門交界處圍墾沿海荒灘，建成了紗廠的原棉基地－－擁有10多萬畝耕地的通海墾牧公司。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張謇又在唐閘創辦了廣生油廠，複新面粉廠，資生冶廠等，逐漸形成唐閘鎮工業區，同時，為了便於器材，機器和貨物的運輸，在唐閘西面沿江興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後，天生港又興建了發電廠，在城鎮之間，鎮鎮之間開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為當時南通的主要長江港口。19世紀末近代經紡工業的出現，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換為主轉為生產為主，南通成為我國早期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基地之一。
發展民族工業需要科學技術，這又促使張謇去努力興辦學堂，並首先致力於師範教育。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張謇應兩江總督劉坤一電邀赴江寧討論興學之事，劉坤一贊成，而藩司吳、巡道徐、鹽道胡阻撓。張謇歎息不已，乃與羅叔韞、湯壽潛等同人籌劃在通州自立師範，計以張謇從任辦通州紗廠五年以來應得未支的公費連本帶息2萬元，另加勸集資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師範擇定南通城東南千佛寺為校址開工建設，翌年正式開學，這是我國第一所師範學校，它的建設標志著中國師範教育專設機關的開端。
1907年創辦了農業學校和女子師範學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屬公立中學(即今南通中學)。1912年創辦了醫學專門學校和紡織專門學校、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河海大學前身)，並陸續興辦一批小學和中學。為了給各項企業提供技術力量，張謇非常重視職業教育，師範學校的測繪、蠶桑等科發展成為十幾所職業學校，其中以紡織、農業、醫學三校成績顯著，以後各自擴充為專科學校，1924年合並為南通大學。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國內第一所博物館——南通博物苑。1915年建立了軍山氣象台。此外還陸續創辦了圖書館、盲啞學校等。
1911年任中央教育會長，江蘇議會臨時議會長，江蘇兩淮鹽總理。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任實業總長，1912年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後因目睹列強入侵，國事日非，毅然棄官，全力投入實業教育救國之路。
1918年10月23日與熊希齡、蔡元培等人發起組織了「和平期成會」。
張謇-人物評價
張謇張謇(1853－1926年)。中日甲午戰爭成為他人生道路的分水嶺，深重的民族危機最終促使他毅然放棄傳統的仕宦之途。鑒於國弱民貧的現實，張謇提出「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的口號，並沖破阻力在家鄉大搞教育與實業。從1895年起，他在南通先後創辦了大生紡織公司、墾牧公司、通州師範學院、南通博物苑等工業、教育、文化、科普事業。他利用海濱鹽荒、興辦鹽墾公司，推廣植棉，是全國的首創。南通師範學校、通州女子師範學校、南通博物苑等，開全國風氣之先。他把南通各專門學校的學習水平提高，擴建校舍，添增教學設備，合並為南通大學。他欣然接受西方文明，重用外國人才，但反對將國外的教育方法簡單「嫁接」過來，而是主張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實行嚴格教育。他認為：「師道貴嚴，中外同軌。非是則無所為教，無所為學。……凡教之道，以嚴為軌。凡學之道，以靜為軌，有害群者去之，無姑息焉。」為轉變社會風俗和繁榮地方戲劇，1919年他邀請了著名的導演兼劇作家歐陽予倩，在南通辦起一所培養戲劇人才的學校——伶工學社，並且建造了一座更俗劇場。劇場實行一些文明的規定，如觀眾按號入座、不許隨地亂扔果皮、不許亂喊亂叫等，確實起到了移風易俗的積極效果。此外，他在軍山設立氣象台，「一方面為農事的測候預防，一方面為農學生實習氣候的地方」。一戰期間，張謇的大生企業系統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據統計，到1923年，它的資本總額達到了3448餘萬元，為當年申新、茂新、福新企業系統資本總額的3．5倍以上。此後，受內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南通實業走向衰落。但張謇直接開啟並促進了南通地區的近代化，為全國樹立了楷模。
胡適這樣評價張謇：「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立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丁文江在張謇追悼會上演說時曾指出：數年前餘在美時，美前總統羅斯福死後，凡反對之者，無不交口稱譽。今張先生死，平日不贊成他的人，亦無不同聲交譽」張謇在民國時期有著較高的聲譽，這與他在中國實業、教育等方面的突出成就是分不開的。直至50年代，毛主席在與人大副委員長黃炎培、陳叔通等人談及民族工業發展時說，「……(中國)最早有民族輕工業，不要忘記南通的張謇」。當代學者章開沅先生也指出：「在中國近代史上，我們很難發現另外一個人在另外一個縣辦成這麼多事業，產生這麼深遠的影響。」由於張謇在南通的特殊地位，他的名字與南通已緊緊聯系在一起。
張謇-張謇紀念館
張謇紀念館
軍山略成南北走向，至北段，又延伸東去，折頸之處，便是大山門崖。大山門崖在山北，為普陀岩，其岩疊出如屋簷，其下可避風雨，上軍山一般從此入，故稱山門。其上刻「大山門崖」四字為民國年間所刻，其東石壁有測量海平面的刻記，門西有張謇《氣象台新路記》一文刻於石上。普陀岩上方舊有一枝庵，為軍山咽喉，山路即從庵前而過。普陀岩東為大小山茶灣，大灣在東，小灣在西。
此處岩壁之上，昔時長有眾多山茶，花型大，故稱大山茶灣。小山茶灣處，花型略小。當山麓皆水時，山花倒映水波，非常美麗。王業有遊山茶灣詩：
峭壁鎖蒼藤，危岩瀉白練。
雨後看山茶，紅飛霞片片。
普陀岩左(向西)為獅子窟。此處岩穴陡峭而中凹，左右嵬磊凸出如蹲獅,故稱獅子窟。該處舊有水觀庵,淩錄宿水觀庵詩雲：「結宇傍岩曲，雲熱石灶冷。樵人止此宿，鐘前發深省。風濤潑戶狂，月露臨窗靚。減寐出幽眺，身雜栢竹影。」水觀庵往西再上，舊有浮杯庵。獅子窟南數十步的軍山東南麓，有穿風洞，清虛高曠，形若二門，可南入而西出，又稱石門洞。
張謇-從事實業的原因
1895年2月，甲午戰爭以中國戰敗而告終，中國不得不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到南通，張謇對腐敗的滿清王朝更加失望。他深深地感到，要使中國「不貧不弱」，不受外國人的欺侮，當務之急，一是要實行政治改革，以議會制取代君主制；二就是要大力發展實業，以求民富國強。他認為，一個有頭腦的知識分子，就應當正視現實，勇於投身實業，以拯國家於危難，救百姓於水火。所以，他拒絕回北京重新擔任官職，決心在家鄉開辦工廠。在給翰林院辭職書中，他明確地表示：「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
張謇-張謇的名言
張謇「父教育而母實業」是張謇的名言
張謇身處清王朝崩潰與北洋政府執政的混亂時代，「似乎是一個結束兩千年封建舊思想、最最殿後而值得注意的大人物，同時亦是走向新社會，熱心向社會服務的一個先驅者」引張謇摯友劉厚生語)。張謇是一個有抱負、務實、進取的人，回歸後潛心建設地方，他所從事的社會事業涉及很多方面：
- 創工廠。自1895年開始，張謇創辦大生紗廠等一系列重要企業。
- 開農墾。1901年，張謇創辦通海墾牧公司，對沿海灘塗進行開發；大興農田基本建設，規劃農田水利，建立產棉基地，發展農業；其後又辦了大有晉、大資、大豫和大豐等鹽墾公司。
- 發展交通。本著「道路交通為文明發達之母「的思想，張謇辟道路、興河運，1901年創立大生輪船公司到1918年，公司有小輪20艘，行駛於以南通為中心所辟的10條行道上，溝通南北水網；1904年建設天生港及其碼頭倉庫，開通通申線接軌上海；為了加強唐閘與港區之間的聯系，張謇還修建了港閘公路，等等。
- 修水利。南通一帶屢有水患，張謇遂以私人身份聘請荷蘭索格、比利時貝龍德、瑞典海德里、美國葛雷夫各國水利專家，商討南通治水策略，運用科技治水，修堤築崨並舉。
- 辦教育。張謇言「欲雪國恥而不求學問則無資，欲求學問而不求普及國民之教育則無與，欲教育普及國民而不求師則無導，故立學校，須從小學始，尤須從師範始」。張謇開展的城市文化教育建設主要包括：1902年自籌資金建設通州師範學校，翌年建成；1905年建翰墨林印書館；1909—1912年辦商業與醫學兩所專門學校；1914年建圖書館等。
此外，張謇還振興商業、改善環境、推動市政建設，籌建電廠、電燈電話公司等等，集多方面的成就於南通一地，開花結果，澤及後代，在中國近代史上，這是了不起的「早期現代化試驗」。
張謇-思想轉變
張謇從張謇與孫雲錦、吳長慶、李鴻章這三個淮系重要人物的關系入手，通過剖析張謇在淮系幕僚期間的人際交往，來考察他在這一時期——亦即他愛國主義世界觀形成的初始階段——思想活動的軌跡。
一、張謇與孫雲錦
孫雲錦，字海岑，安徽桐城人，是鹹同年間名滿江淮的桐城名士。曾先後參加湘軍(約鹹豐十至十一年)、淮軍(約同治四至五年)幕府，深得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及李鴻章李鶴章兄弟信賴。他曾一度輔佐身為淮軍親軍統領的李鶴章，且兩人關系尤為相得(注：孫孟平輯：《桐城孫先生遺書·附年譜》稿本，藏安慶圖書館，按：孟平為孫雲錦長子，與張謇交甚篤。張謇並為之作《校次孫開封集後序》(見《張謇全集》第212頁)惜未編全而孟平早逝。80年代中，餘在安慶圖書館所見，僅雜文錄存及所編年譜(過簡)耳。另：孫雲錦與李鶴章關系，參見金松岑編《淮軍諸將領傳》稿本，藏上海圖書館。)。在淮軍的組建和淮系的崛起過程中，孫雲錦曾出過很大力氣，是淮系的重要人物。
1871年，在署理江蘇通州知州任上，孫雲錦識拔了一位日後在中國近代史上大有建樹的人物——張謇。張謇祖籍通州，到其父張彭年因兼祧外家吳氏，故遷居海門。張謇幼時穎異，被鄉里目為神童。其父望子成龍心切，輾轉托人，認如皋一張姓為同族，張謇遂「冒籍」參加縣學考試，一舉得中秀才，時年方16歲。風聲傳出，張謇為如皋人大肆攻擊，並一度被縣學羈押三月餘。從此惹上了與如皋張氏糾纏不清的金錢訛詐和債務糾紛，前後歷時近三年。張謇眼看家產蕩盡，父親心力交瘁，氣憤之極，便於1871年11月向前來視學的江蘇學政彭久餘自行遞稟，要求革去功名，「褫衣頂回原籍」(注：《嗇翁自訂年譜》見《張謇全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下同)，第六卷日記，第833頁。)，彭立刻批請通州知州查複。孫雲錦是一個愛才若渴的人，當即傳詢張謇晉見。不巧的是，張謇到時，孫恰有事外出，於是張「候客廳一時許，屢有覘餘」(注：《歸籍記》，《張謇全集》，第五卷藝文(上)，第136頁。)而張則「未嘗徙倚，足未嘗移易尺寸。」(注：《張謇存稿》，《南通縣圖志·雜紀》。)從而給孫留下較好的印象。經過孫雲錦的努力，最終將張謇撥歸通州原籍，算是通州的秀才。許多年後，他在為孫先生作的《七十壽序》中深情地回憶：「謇貫通州而居海門，弱歲為人所苦，所謂冤與弱之一。微公拯之植之，不能有今日。」(注：《桐城孫先生七十壽序》，《張謇全集》，第五卷藝文(上)，第334頁。)誠如張謇所言，孫雲錦對他不光是「拯之」，而且還「植之」。1871年當年，張謇新從海門訓導無錫文士趙菊泉授學，奉師命「盡棄向所讀之古文」，而重點改學桐城派古文(注：《嗇翁自訂年譜》，《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33頁。)。以桐城家學淵源著稱的孫雲錦，對此很是贊賞。
1873年底，孫雲錦得知張謇鄉試未中，而又家道艱難無力向學時，便主動邀請張謇到他新任職的江寧發審局擔任書記(實際是幕僚性質的私人助理)，次年二月張謇正式進入孫府，「執弟子禮」。為了給張謇一個較好的學習和工作環境，「先生館餘別院，兼與其二子東甫孟平，亞甫仲平共學，給餘月十餘金。」而當時，「先生發審局差，俸月才五十金耳。」(注：《嗇翁自訂年譜》，《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35頁。)從1874年春到1875年冬，在孫府將近兩年的時間內，張謇不僅學問大進，而且增加了歷練，拓展了交流，開闊了眼界。通過孫先生的關系，張謇先後結識了鐘山書院山長李聯繡、惜蔭書院山長薛時雨、鳳池書院山長張裕釗以及洪汝奎、楊德亨等著名文士。有一件事很能說明張謇的才氣和個性，來寧之初，他即投考鐘山書院，考官為丹徒韓弼元，將張文「擯不錄」，張即「負氣投書，求示疵垢」，但沒有回答。於是他又「借他名再試」，結果鐘山、惜蔭兩書院的山長李聯繡、薛時雨皆取為第一，並先後傳見，同時也批評了韓弼元。此事為孫雲錦得知，索觀書稿後說：「少年使氣，更事少耳，須善養。」並代張謇向韓道歉，使張謇又慚愧又感動，獲益匪淺。除了砥礪文學，張謇還伴隨孫雲錦赴淮安查勘漁濱河積訟案，赴江陰鵝鼻嘴炮台查勘工程進展。負責該項工程的，是號稱儒將的淮軍慶軍統領吳長慶，他對孫雲錦執子侄禮，對張謇則一見如故，惺惺相惜。當孫雲錦1875年冬因河運差委暫時離寧，吳長慶千方百計將張謇羅致自己幕中。此後，張謇雖然離開孫府，但仍書信通問，往返不絕。孫雲錦回任江寧知府時，他雖在慶軍軍幕，仍一如既往，協助老師整理文案，起草書信；當孫雲錦在1882年初因貓兒山命案牽涉暫時系獄，他即前往探視，並表示「公如被冤，願生死從之。」(注：《嗇翁自訂年譜》，《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43頁。)對於這位集恩公、幕主、老師三位於一體的孫先生，張謇始終充滿了仰幕和感戴之情。入幕之初，孫雲錦對他的教誨「為人必從有據做起乃成」(注：張謇日記同治十三年三月初六日記：「海師來談，謂為人必從有據做起乃成，此見道語也，敢不服膺。」《張謇全集》，第六卷，第20頁。)，他奉為終生服膺的圭臬，並身體力行。
1887年，孫雲錦調任開封知府，再次邀請張謇入幕相助。這時正值黃河鄭州決口，張謇奉孫之命與其子孟平乘舟由開封至中牟查看水勢，歸後作《鄭州決口記》，指出官吏貪墨中飽，河堤年久失修是此次決口的主要原因。隨後又以「論河工」五次向當時的河南巡撫倪文蔚致函(注：參見《張謇全集》第二卷經濟《鄭州決口記》及《論河工五致倪中丞》諸函，第1-9頁。)，情痛詞切，議論得法，很受倪氏重視。倪文蔚是安徽望江人，進士出身，同治六年為李鴻章調入淮軍襄辦營務，是淮系重要官僚，和孫雲錦有同鄉袍澤之誼。他屬意孫希望能將張謇延至自己幕中，並請張代擬《疏塞大綱章程》。在《章程》中，張謇力主參用西法，乘全河奪流，複禹故道。但當時督辦河工大臣，除倪外，尚有李鴻藻和李鶴年，一河三公，政出多門。張謇見意見不被采納，而孫雲錦亦以年老要求致仕，於是師生二人於年底年初先後返鄉(注：據張謇日記，張約在光緒十四年十一月中旬，孫約在該年正月各自返鄉。《張謇全集》，第六卷日記，第279、282頁。)。
1892年2月，孫雲錦與世長辭，訃告傳來，張謇「為位而哭」，淚如泉湧。在祭文中，他深情地回顧了孫夫子的一路扶持。「憫其未學召置門下，念其有親而資分俸餘。」認為自己「不見吐棄於賢豪長者，而人間猶知有謇也其人於泥塵之底，誰之賜歟？嗚呼公乎！」(注：《祭桐城孫夫子文》，《張謇全集》，第468頁。)在挽聯中，他又寫道：「師無疚乎親民官，所見去思，舊政尋常皆治譜；我何為者報恩子，悲來橫集，行年四十尚公車。」(注：《張謇全集》，第五卷藝文(下)，第553頁。)既客觀表述了孫雲錦一生為官清正，為百姓思念的業
績；又委婉地感慨自己在恩師謝世前，尚未走完科舉的最後一程。在他的倡導下，通州士紳合詞上稟督撫，請將孫事跡奏付國史《循吏傳》，並以之配祀通州「名宦祠」(注：《嗇翁自訂年譜》，《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51頁；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孫麻山先生傳第八十八，黃山書社1990年版，第312頁。)。算是完成了學生
對老師的最後一樁心願。
張謇二、張謇與吳長慶
張謇初識吳長慶，是在到江寧孫府後不久。據他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初三日記：「飯時遇吳小軒(長慶)軍門，吐屬尚風雅。」(注：《張謇全集》，第六卷日記，第19頁。)此後，兩人來往日益密切。吳長慶十分器重張謇的文才，知道他有志於功名，便勸他去應順天鄉試，並答應資助行囊，張謇起先認為這只是虛語口惠，不料三日後吳長慶即遣部下送來「朱提百兩」(注：《張謇全集》，第六卷日記，第51-52頁。)，不由得使張對其刮目相看。
早在1875年7-8月間，因經商而致富的李鶴章就通過孫雲錦以重金相聘張謇，並許諾次年陪他一同入都，助其應試，但張謇堅辭不受，「蓋不欲以能貴能賤之權授趙孟也。」(注：《張謇全集》，第六卷日記，第64頁。)是年底孫雲錦離任前，也曾詢問張謇是否願意跟赴河差新任，張謇因父母有命不遠行，同時也因心目中始終以科舉正途為重，故也婉辭了。吳長慶得知後，便一再相邀，「客其軍幕，治機要文書，不以他事混，俾致力制藝，月俸二十金。」第二年閏五月，張謇在再一次科考落榜後如約而至，吳長慶大喜過望。「乃為特築茅屋五間於其後堂，為讀書治文書之所。」(注：《嗇翁自訂年譜》，《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38頁。)從此，張謇開始了在慶軍幕府長達八年(1876年夏至1884年夏)的幕僚生活。
甫入軍幕，張謇似乎並不能立即適應。他曾經向一位姓賈的朋友追述：「某於光緒初年，初入吳武壯幕，時已下午，室中僅置鋪板一付，粗木桌椅各一。適值大雨如注，未幾水流入房中，深至數寸。盤膝坐於板上，一燈如豆，萬念皆灰。遙聞中軍帳中，拇戰仍正豪，武壯宴客席未終。回思此境，實覺難堪。」(注：劉聲木：《萇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三筆卷八，第628頁。)所幸次日吳長慶即將其「移榻中軍帳」(注：《張謇全集》，第六卷日記，第133頁。丁醜(1877年)年五月二十三日記：「大雨。水深兩寸，漸長至五六寸。坐臥一榻，困不可狀，有《苦澇行》。」二十四日記：「雨少住，延陵移榻中軍帳。」按：詞是入幕次年，與《萇楚齋隨筆》所記稍有出入，然實有其事。)，以國士相待。雙方乃能逐步磨合而相契。
在吳幕中，身為幕賓的張謇獲得了較好的歷練和機遇。一方面，通過為吳長慶幫辦文案，使他和各層人士尤其是淮系的中上層人士有了廣泛的接觸和聯系。從這一時期的張謇日記看，他為吳長慶通信聯系的有：李鴻章、李鶴章、唐定奎、周盛傳、劉銘傳、衛榮光、吳元炳、沈葆楨、劉瑞芬、趙子芳(即趙繼元、李鴻章內兄)、吳汝綸、李鳳苞、潘鼎立、方宗誠、程文炳、吳贊誠、靳方琦、丁汝昌、龔照瑗等一大批官場要人，同時和慶軍各部將領曹德慶、葉志超、黃仕林、張光前、劉長蔚、吳兆有、班廣盛、楊歧珍等均過往很熟，和朱銘盤、吳長慶之子吳葆初、蒯德模之子蒯光典結為好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凱於1881年投奔登州吳長慶軍營時，吳以故交之子，「命在營讀書」，並囑托張謇「為是正制藝。」(注：《嗇翁自訂年譜》，《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43頁。)這樣的交遊和聯系，使張謇對當時社會政治的狀況，尤其是淮系網絡內部的運作情況，有了相當的熟悉和了解。另一方面，吳長慶對張謇一直倚重信任如左右手，使得張謇能直接參與高層的軍機決策。1880年5月吳長慶入覲，即帶同張謇一同赴京(注：《嗇翁自訂年譜》，《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42頁。)；1882年，朝鮮壬午兵變發生，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急招吳長慶入津商討對策，在座的僅有張謇和張樹聲的幕僚何嗣琨(注：參閱劉厚生：《張謇傳記》，上海書店1985年版，第12頁。)。可見，兵貴神速赴朝鮮，相機誘執大院君的「奇計」應該出自何張二僚，而主要出自隨吳長慶親臨朝鮮前線料理軍事的張謇。否則，吳長慶也不會和張樹聲聯銜，專折奏保薛福成、何嗣琨和張謇了；同時，他還自踐諾言：「有建策速定其亂者，酬賞三千金」，而於次年「屬蘇松太道劉瑞芬寄千金」至南通張家(注：《嗇翁自訂年譜》，《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44-845頁。)。對於保案，張謇「堅謝而寢」；對於獎金，張謇聲明「作為無息之貸款」。在其內心，既是為報吳長慶的知遇之恩，同時也抱定功成身退之念，不做非分之想。
但命運對自認建此奇功的吳長慶卻十分不公。中斷丁憂回任的李鴻章，對果斷處置的吳長慶，雖口頭表示「佩慰」(注：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0，第29-30頁，「複吳筱軒軍門」。)，但並未有任何實際的支持。相反，倒是「欲以慶軍屬馬建忠」，而令吳長慶回天津待命。消息傳來，張謇等一幹幕僚憤恨不已，尤其張謇更「力勸公引退，並請奏解本職住京。」吳長慶「初韙之」，這就勢必造成與李鴻章的決裂，後經袁保齡、周馥等人的斡旋才沒有告退。張謇看透了這種官場的黑暗，加以他的《朝鮮善後六策》不為當政的李鴻章所用，所以在吳長慶逝後，毅然南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