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雷爾·柯茲納
在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複興的過程中，不管是從學術上還是組織上，最重要的人物應該是Israel M. Kirzner。Kirzner深刻的學識、通情達理的態度及獻身真理的精神，成為指導青年奧地利學派學人進入學術市場的路標，而這個市場經常對其觀念持有敵意。他運用自己的組織才能召開了幾次關於奧地利學派思想的研討會，並組織出版了一些現代奧地利學派發展中最重要的著作。如果說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可以被恰當地稱為奧地利學派1950年和60年代的「教父」的話，那麼很顯然Israel Kirzner就是1980年代的教父。
生平背景與發展
Kirzner於1930年出生在英格蘭，1940年隨家人遷居南非，1947年進入開普敦大學，不過在最後一學年遷居美國。Kirzner 1954年從Brooklyn學院畢業後，決定攻讀商業碩士學位，潛心學習會計，1955年獲得了紐約大學MBA學位。學完MBA課程後，Kirzner 偶爾遇到了米塞斯，他當即決定放棄會計專業而決心成為一名學院經濟學家。Kirzner在米塞斯指導下寫作學位論文，1957年獲得紐約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此時他獲得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的聘書，在那兒任教至今。
米塞斯與人類行為學（PRAXEOLOGY）
Kirzner的第一本著作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 (Sheed and Ward, Inc., 1976[1960])是博士論文的擴充，探討了經濟學思想的發展，著重探討經濟學家對其研究對象的不同看法所蘊涵的含義。本書最重要的章節是試圖詳細闡述從韋伯（Max Weber）到米塞斯之間人類行為學思想發展的曆程。Kirzner的分析之關鍵是Lionel Robbins和米塞斯對韋伯洞見的發展之間的差異。.
Robbins也許是關於經濟學定義的最有影響的學者，他給經濟學下的標准定義，每個人都能在大學的基礎教科書中讀到：經濟學所要研究的是稀缺手段在互相競爭的目標之間的配置。韋伯把經濟學分析局限於討論理性行為也即根據目標和手段來計劃行動。Robbins提出的有效利用問題（economizing problem）是集中於研究工具理性的一種必然產物。
米塞斯則批評韋伯這種對行為的狹隘觀點，而試圖把經濟學的範圍擴展到討論有目的的人類行為的含義。在米塞斯看來，與理性行為相對的並不是非理性行為，而是無為（non-action）。經濟性行為僅僅是經濟分析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Kirzner指出，區分Robbins和米塞斯在人類行為學（praxeology）理論上的不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米塞斯在經濟理論不同領域所作出的獨特的貢獻，都是其對經濟科學的性質的人類行為學看法之連貫性發展的結果。「如果說經濟學理論作為一們研究人類行為的科學是在米塞斯手里才形成體系的，那是因為米塞斯領會了經濟學所具有的人類行為學特征，並將認識論的基本原理加諸於經濟學陳述之中，從而創造出了這種系統性的融合。」
經濟學作為人類行為學最發達的一個分支，必須從反思人類行為的本質開始。「目的意圖並不僅僅是某種需要‘予以考慮’的東西，而是理解人類行為概念的唯一的基礎。」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如邊際效用、機會成本概念及供需法則，都來自對人類行為的目的性之思考。經濟學理論並不是一套可以檢驗的假說，而是一整套有助於我們解讀經驗世界的概念工具。
比如按照自然科學的方法，人們可以對一個人把紙放到箱子里的行為作出「科學的」解釋。每天下午三點半，科學家們都觀察到一個男人從一棟房子到另一棟房子，把紙放進位於這些房子前面的箱子里，人們可以據此提出一種可以檢驗的假說，並作出「預期」，「三點半這位男人將把紙放進位於各家各戶門前大街上的箱子中」，然後科學家們就可以根據觀察所得的數據來「檢驗」他的假說，就在這一瞬間，假說就可以被推翻或驗證。而人類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的獨特之處就在於，這樣的科學解釋實際上漏掉了所研究的現象的本質。(正在進行研究的科學家和科學史家就指出，實證主義毋寧說對自然科學如何運轉這一問題的看法是過於天真了，更不要說人類科學了。
人類科學家能夠為所討論的現象賦予目的。事實上，如果他想使正在研究的現象是可以理解的，他就必須探尋相應的人的目的。由此我們才能明白，那些紙並不是無緣無故被放進箱子里的，而是一位郵遞員在向人們投遞信件。實際上，人類科學家必須依賴關於其他人之理想類型的知識。
我們了解某些人，是因為我們天天跟他面對面地打交道，比如朋友、家人、同事。有些人我們則是通過他們履行的職責或我們所持的信仰而有所了解的，比如郵遞員、警察、自由至上主義者等等。而絕大多數人我們只能籠統地知道他們是「人」，也即能夠自由地選擇和通過安排及重新安排自己的手段以追求自己目標的某種存在。我們之所以能夠理解「他人」的有目的的行為，就是因為我們自己也是人。這種知識，即「從內部所獲得的知識」乃是人類科學所獨具的，如果企圖清除這種獨特性而通過把自然科學的方法輸入到社會科學創造什麼「社會物理學」，那絕對是場災難。科學家們忘記了，在自然科學研究中清除神人同性同性論（anthropomorphism）當然是可欲的，而從人類現象的研究中清除人及其目的與計劃，則是完全不可欲的。這樣的嘗試必將導致人類科學的機械與人同行同性論（mechanamorphism），也就是說，把創造性的人類行為等同於機械行為，如此一來，我們所討論的就是機器人的行為，而非人的行為。
機制、市場與政策
米塞斯常常強調，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的探討對於現實政策有深刻的意義。
米塞斯把拒絕經濟學的論調看作是對自由社會和西方文明的令人憂心的威脅。正是經濟學證明了不受妨礙的市場社會的優越性，這些論證的有效性恰恰是建立在對於人類行為的洞見之上的，而實證主義思想則把這些洞見視為毫無意義的廢話。激勵米塞斯勇敢而堅定地駁斥那種不問人類目的性的經濟學的，不僅僅是科學家追求真理的激情，毋寧是出於維護人類自由和尊嚴的深刻情懷。
Kirzner證明了從Robbins的經濟學定義發展到今日一般經濟學中占支配地位的最大化範式，只需一小步。而集中探討給定約束下的最大化，形成了關於市場的機械論觀點，這種觀點嚴重扭曲了人們對現實世界中的市場的理解，作為一種制定政策的工具也是不可欲的。經濟學中關於市場無效的及政府幹預的可欲性的觀點就與機械地理解市場現象有密切的關系。
Kirznerin一貫堅持米塞斯的洞見，堅定地抵制機械論的市場觀。他不斷地指出，經濟學家的眼光應該超越均衡狀態，轉而闡述市場過程的法則。
Kirzner整個學術生涯都在致力於此一使命，他的第二本著作Market Theory and the Price System (D. Van Nostrand, 1963)就試圖從一種市場過程的角度提供一本價格理論教科書。在第三本著作An Essay on Capital (Augustus M. Kelley, 1966)中，Kirzner揭示了經濟過程理論如果不考慮個體經濟主體的計劃和目的而只注意靜態均衡概念所可能面臨的問題。Kirzner指出，為了理解資本生產過程，理論家必須把經濟現象回溯到個體決策者的目的和計劃，並承認資本市場跨越時間的協調作用。這些個人計劃如何實現彼此協調的問題自然地引導 Kirzner詳盡地研究資本主義交換和生產過程中企業家行為的至關重要的作用。Kirzner在其論述人類行為之企業家性質的著作中，深刻而系統地揭示了市場過程的細致和意義。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也許是Kirzner最著名的著作。他在本書中指出，價格理論的任務並不應該是「主要考慮價格的構成和滿足均衡條件的數量」，Kirzner研究價格理論的理路則是「我們研究價格理論是因為它有助於我們理解市場中的個體參與者的決策如何互動從而生成市場力量，正是此一力量推動價格、生產方法及資源配置發生變動。」這才是關鍵所在。
主流經濟學家早就意識到一般競爭均衡模型的內在缺陷。為了把模型建構在沒有摩擦力的規範基礎上，經濟學家不得不作出很多假設，比如：無窮數量的買家賣家，充分的知識，零交易成本，進入、退出自由，等等，結果導致限制了模型中的主體按照價格波動而采取行動的能力，事實上，他們根本就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動。這些經濟學家把價格完全看成是給定的，而Kirzner則反問，如果每個人都只價格的被動接受者（price taker），那麼，是誰改變了價格以適應市場呢？常規經濟學依靠的是虛構的超經濟實體即「Walrasian auctioneer」。事實上，如果說常規模型中的主體具有改變價格的能力，那意味著存在著壟斷權力，因而必然提出需要通過政府管制來防範經濟的無效率。這就是在傳統的主流反壟斷分析中結構導致行為（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範式背後隱含的邏輯。
Kirzner拒絕接受不能對作為活動主體互動之產物而形成的價格作出解釋的價格決定理論，據此他提出，經濟學應該重新關注企業家在經濟過程中的作用。在Kirzner看來，企業家精神是所有人類行為的一個方面，而並不僅僅是生意人或冒險商人的特殊技能。就我們都具有有目的地行動的能力這一點而言，我們所有人都是企業家。企業家精神的本質就是對以前未被認識到的機會的敏感機警（alertness）。
企業家的市場過程表現為各種各樣分立的個人追逐利潤的活動。請注意，Kirzner所強調的是追逐利潤而不是利潤最大化活動。要達到最大化就需要能最大化的已知的和給定的函數。在這里，Kirzner最充分地凸現了Robbins強調最大化行為與米塞斯強調人類行為之間的對立。效用和生產函數不可能獨立於評價主體而存在「其之外」。如果真的存在這些函數，那麼，只有在市場互動的競爭性過程中才能被顯現和發現。正是在企業家追求利潤的活動中，才能生成市場參與者協調其計劃所必須的知識。
這是Kirzner及更概括地說奧地利學派對一般福利經濟學的根本性批評。旨在論證政府幹預之合理性的一般福利經濟學所關注的是在假設所有有關偏好和生產技術之信息是已知和給定的條件下尋找可利用資源之最佳用途，經濟問題在這里就只是簡單地運用正確的手段獲取恰當的目標的數學問題。因而制定政策所要考慮也就是如何更好地處理社會所面臨的靜態經濟問題。這就是說，市場在某種程度上程度上並不能接近理想狀態，因而需要政府來推動經濟從而更好地解決解決問題。
奧地利學派強調指出，社會所面臨的經濟問題根本就不是如此，問題毋寧是「從總體上對任何人都不是給定的知識之利用問題」。因此，如果說主流經濟學的模型是把競爭性市場看成一台計算機，那麼，奧地利學派，特別是Kirzner則是把市場看成是「某種收集分散在整個經濟中的大量知識的社會工具。」
企業的市場過程使主體能夠發現和利用實現經濟協調所必須的知識，常規經濟學的分析由於是基於其完美知識的受到眾多局限的假定，因而對於我們理解此一過程是無所助益的。Kirzner說，「市場均衡的世界不能被認為能夠成功地協調零碎的信息，因為在這個世界中已經假定根本就不存在無知狀態。面對這樣一個世界，很自然地人們就只能期望把福利分析嚴格地限定在評估如何才能更接近最優狀態的條件。」而Kirzner給自己設定的使命則是「把價格理論從人為限定的世界之脫離現實的特征中解放出來。」Kirzner提出用以替代傳統最優條件之福利標准的是系統協調經濟活動的能力。「系統的成功可以用它在某一給定時間中協調社會中無數個人彼此獨立地作出之決策、計劃、行動的能力之大小來衡量」。
主觀主義，知識與激進主觀主義
Kirzner等奧地利學派學人強調社會中知識的分立性及市場活動是如何系統地形成秩序的，這是他們堅持人類行為學的方法論原則的必然結果。事實上，Kirzner典型地體現了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立場，包括三條：(1)方法論個人主義，(2)方法論主觀主義及(3)強調自發秩序。這些使得他跟那些在對待自由市場問題上有時秉持同樣政策立場的經濟學家（即芝加哥學派的成員）在學術上卻是相距甚遠。(c.f., Kirzner, "Divergent Approaches in Libertarian Economic Thought," Intercollegiate Review, February 1967, pp. 101-108).
Kirzner一生的研究中存在著一個一以貫之的主題，那就是精心地持續地闡明他自己對市場過程的理解。Kirzner 思想中最精致、而且也許是最重要的部分是他持續發展出的關於市場性質的主觀主義洞見。哈耶克曾說過，「也許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過去百年間經濟學理論的每一重大進展都是主觀主義的更深入的應用而已」，哈耶克在這段引文的腳注中還說，在這種發展曆程中，「米塞斯作出了最為傑出的貢獻」。如果米塞斯對主觀主義革命作出的貢獻比任何人都出色，那麼我想如果說他作出的貢獻比奧地利學派中其他學者更大也許並不算誇大其詞。據此我們可以最准確地評價Kirzner，他是現代奧地利學派中最堅定也最投入的米塞斯主義者。我相信，這使他成為了現代奧地利學派最重要也是最好的經濟學家。
在發展主觀主義範式的過程中，Kirzner從與Ludwig Lachmann, G.L.S. Shackle, James Buchanan, and Kenneth Boulding等人的交往中獲益匪淺。尤其是Lachmann和Shackle的研究似乎一直是Kirzner的靈感源泉。比如在收入 Perception, Opportunity and Profit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9)的幾篇論文中，Kirzner通過融合Lachmann和Shackle關於主觀主義的洞見，發展了米塞斯的思想。
Kirzner在論文"Knowing about Knowledge: A Subjectivist View of the Role of Information"中批評了由George Stigler等很多跟芝加哥大學有關的經濟學家發展出來的信息經濟學研究結論，他指出，對於探討如何評估分立的個人提供之物品和服務的經濟學家來說， 「環繞著我們的客體的重要性並不在於這些客體本身，而在於關於它們的知識和信仰，這些信息和信仰能為人所知並塑造人們的行為」。與強調米塞斯思想中的行為相一致，Kirzner注意到了方法論主觀主義的重要性，強調在此一理路下，必須把人的自覺性置於社會行動的首位。
這里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激進主觀主義者的內在矛盾，而這種矛盾可以通過某種市場互動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予以解決。「主觀主義認為，人們對之完全無知的東西，根據有關的經濟學理論，根本就是不存在的。然而，就知識問題本身而言，主觀主義理路所一貫追求的目標轉向了直接地關注獲取無人知曉之知識的機會的存在上。」(同上，p. 138)市場制度，即貨幣價格、利潤、虧損等等，就是個人決策的依據，米塞斯曾稱這些市場制度是「人類心智」不可缺少的確「助手」。作為一個整體的市場體系能夠協調各種各樣個體之分立的和多樣的計劃。
陌生人之間的這種合作是市場能夠發現、利用及傳播分散在整個經濟體系中大量局部知識的結果，Kirzner 指出：我認為市場在發現無人知曉其存在的知識上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能否理解市場過程的真正性質，取決於是否承認這一關鍵作用；而當代經濟學家則沒有意識到，我們之所以獲得這些洞見，乃是因為我們摒棄了客觀地看待知識的理路，這種理路把知識看作是只需通過適當的資源支出就可以獲得的完整的系統。
Kirzner在一篇探討米塞斯和哈耶克在市場過程問題上的分歧的才華橫溢的論文中也涉及到這一問題在這篇論文中，Kirzner論證了個人有目的的行為如何直接導致了市場互動的學習過程，Kirzner指出，「市場過程是作為人們行動的環境，即他們犯錯誤、發現錯誤、及矯正自己的行動、踏入看起來比以前錯誤更少的方向等等這些行動的環境之必然的結果而形成的」。
市場過程是有目的的個人行為之結果的觀點，是米塞斯和Kirzner最天才的洞見。激進主觀主義者認識到了經濟主體唯有作為人類心智的互相作用來討論才是有意義的，因此並不會墮入唯我論的陷阱。市場制度就是協調這些個體心智有意義之表達的機制。人們在社會互動中發現機會的趨向為某種社會秩序奠定了基礎，這種社會秩序絕非任何人之刻意的設計，而是個人有目的的行動之結果。
經濟過程與經濟政策
Kirzner所闡明的米塞斯關於市場過程的洞見對經濟政策來說具有激進的意義。Kirzner作為經濟學家之經濟學家（economist qua economist）試圖不借助任何倫理論據而論證私有財產權的正當性。他也許最嚴格地捍衛了米塞斯的觀念：經濟形勢分析中的「價值自由」不關涉任何恰當的人際社會關系，比如，人們可以考察一下他在Perception, Opportunity and Profit 一文中對Robert Nozick的應得權利理論的經濟學討論。
Kirzner最集中體現其經濟政策觀念的著作是Discovery and the Capitalist Proce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尤其是論文《管制的危險》（The Perils of Regulation）比任何現代思想家都更激烈地批判了政府幹預市場過程的的理論，也許Don Lavoie的National Economic Planning: What is Left? (Ballinger Press, 1985)一書是個例外。然而，Lavoie 和Kirzner兩人從本質上作出了相同的論證，都運用了米塞斯和哈耶克對社會主義企圖通過政府指令控制市場過程的批評。
他們的論證的要害是相當簡單的：企圖理性地控制經濟體系就需要非理性，因為經濟協調所需要的知識是任何單個或集團的心智所無法知曉的。競爭的市場過程則能夠系統地使人們發現和利用經濟協調所必需的知識。市場參與者的激烈競爭生成並顯現了恰當的經濟知識。另一方面，幹預市場過程所得的結果決不可能達到幹預者的計劃和目的，他們必然大失所望。而幹預的這種失望情緒並不會導致取消幹預政策，相反，必將導致更進一步的國家主義和經濟控制。最低工資法或租金控制法就導致法律所欲幫助的所有人的利益反倒受到損害，盡管如此，這些法律卻仍然年複一年地獲得通過。當然，在這兒我鬥膽也提出最好的例子是研究一下南非勞工法的曆史，或者是美國勞工立法的曆史，就可以證明Kirzner 所言非虛。(參見W.H. Hutt, The Economics of the Colour Ba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 1964; Walter Williams, The State Against Blacks, McGraw-Hill, 1982)因此，問題的關鍵就在於：當政府試圖打著公共利益的名義尋求改進經濟條件的時候，經濟學分析就應該揭示出，對市場過程的幹預必將產生與公共利益正好相反的結局。這種立場並不僅僅局限於每個經濟學家都承認的工資和價格控制所帶來的問題，而應該將其運用到政府幹預市場過程的一切領域。從稅收到凱恩斯的經濟調控（fine-tuning），所帶來的經濟後果都是相同：幹預主義必將破壞經濟福利並使人類喪失自由。
著作及貢獻
Israel Kirzner在學術上是奧地利學派的捍衛者。謹慎、開放的心靈使他的研究引領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再次成為經濟學科中受到普遍關注的範式。他還編輯了兩本反映奧地利學派最新進展的重要的論文集：Method, Process and Austrian Economic: Essays in Honor of Ludwig von Mises (Lexington Books, 1982)及Subjectivism, Intelligibility and Economic Understanding: Essays in Honor of Ludwig Lachman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6)。
Kirzner透過著述教學，不斷地推動著他本人及我們對經濟過程的理解。他讓他的學生們更好地理解了市場體系，也明白了為什麼交換、生產自由是經濟繁榮的根本源泉所在。在此而言，Kirzner教授不僅僅推進了經濟理論，他還實實在在和強有力地推動了學界對政治和經濟自由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