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
一、生平簡介
陳獨秀(1879~1942年)，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中國共產党的創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原名慶同，字仲甫。安徽懷寧(今屬安慶市)人。
早年留學日本。1903年參加拒俄運動，曾參加反對清王朝和反對袁世凱的鬥爭。1915年創辦《新青年》雜志，舉起民主與科學的旗幟。1916年任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和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提倡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20年，在共產國際幫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國共產党發起組織，進行建党活動。1921年3月24日，陳獨秀受陳炯明之邀在廣東建党。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產党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局書記。後被選為中共第二、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在1925年到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中，多次反對共產國際的國共合作指示（為了保證合作，共產國際要求共產党員留在國民党內），但是由於缺乏有系統的、獨立的階級綱領指導，使得陳獨秀等一次次被共產國際領導層錯誤的行政指令壓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艦事件後，陳獨秀在党報上發表公開信，單方面宣布退出國民党，引起党內外轟動，因為共產党員留在國民党內服從後者的紀律，是共產國際為確保國共合作的既定戰略路線的中心政策（共產國際為何執行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參見百度百科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的詞條）。但不久後共產國際領導層發來的指令，使大多數中共党員繼續堅持舊政策，而包括陳獨秀在內的異議分子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要與這種路線徹底決裂，另立獨立路線的無產階級政党，因為他們並沒有形成完全有別於共產國際的另一種國際國內革命綱領，更不了解當時國際領導層內部托洛茨基一派與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個中國革命問題進行激烈的綱領鬥爭。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陳獨秀等少數共產党人的異議外，其他大多數中共党員（包括被後人認為有先見之明、當時在党中央還一名不聞的毛澤東）都沒有對共產國際指令，提出哪怕一鱗半爪的反對意見和公開質疑。這就導致了中國共產党員雖然是中國革命的實際領導者，卻是為國民党做苦力的政治局面（隨便舉個例子：1927年上海第三次大罷工的實際領導者是中共党員，但他們的公開身份是國民党党員，全世界都看到的是國民党取得了大權，而不是共產党）。
1927年大革命失敗對中國共產党造成了強烈沖擊，大批優秀幹部在反革命屠殺中喪失，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敗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響力嚴重削弱，直到20世紀末也未能恢複過來。對這次革命失敗負有第一責任的共產國際領導層（以斯大林和布哈林為首）把全部責任推卸在它的中國支部——中共的頭上，中共又把主要責任推卸在總書記陳獨秀頭上，指責陳獨秀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在1927年八·七會議上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這個栽贓陷害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冤案。
其後，陳獨秀在苦悶中反思，開始接受國際托洛茨基派的觀點，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線，即反對斯大林主義荒唐透頂的左傾暴動路線，同時也反對盲目向農村發展力量甚至把遊擊隊高抬為紅軍（誠然，不僅陳獨秀而且當時相當多數國際國內共產党人都低估了農民運動），而主張以國民會議為中心，主張從民權民主鬥爭開始重新聚集力量。1929年11月，陳獨秀被開除出中國共產党。12月，與彭述之等81人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攻擊中國共產党的機會主義領導層。同時，在上海建立托派組織「無產者社」，出版《無產者》刊物，宣傳托派觀點。1932年，在上海淞滬會戰中，支持抗戰，譴責蔣介石賣國獨裁，被國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獄，擁護國共合作和國民党領導抗日，在武漢聯絡民主人士和抗日軍隊，試圖組織「不擁國、不阿共」的第三勢力。此時的陳獨秀已偏離了托派綱領，而傾向庸俗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立場，並遭到多數中國托派的反對，但仍與托派組織保持關系直至逝世也未曾脫離過這種組織和思想、政治關系。1938年，被王明、康生誣陷為日本間諜，從此與中共徹底決裂。晚年陳獨秀最終的立場是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回到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原則上。1942年5月，陳獨秀作為二十多年來一直為無產階級解放事業而奮鬥的革命戰士於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獨秀文存》、《陳獨秀文章選編》等。
二、活動年表
1879年生於安徽安慶。自幼喪父，隨人稱「白胡爹爹」的祖父修習四書五經，得到的評價是：「這孩子長大後，不成龍，便成蛇」。
1896年考中秀才。
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書院學習，開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
1899年因有反清言論被書院開除。
1901年因為進行反清宣傳活動，受清政府通緝，從安慶逃亡日本，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速成科學習。
1903年7月在上海協助章士釗主編《國民日報》。
1904年初在蕪湖創辦《安徽俗話報》，宣傳革命思想。1905年組織反清秘密革命組織嶽王會，任總會長。
1907年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後轉入早稻田大學。1909年冬去浙江陸軍學堂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後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
1913年參加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被捕入獄，出獄後於1914年到日本，幫助章士釗創辦《甲寅》雜志。他寫文章用「獨秀」筆名，來源於家鄉的獨秀山。
1915年9月，在上海創辦並主編《青年》雜志(一年後改名《新青年》)。
1917年初受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
1918年12月與李大釗等創辦《每周評論》。這期間，他以《新青年》、《每周評論》和北京大學為主要陣地，積極提倡民主與科學，提倡文學革命，反對封建的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主要領導人之一。
1919年五四運動後期，開始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
1920年初潛往上海，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產党早期組織，同時與其他各地的先進分子聯系，發起成立中國共產党，成為主要創始人之一。
1921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雖然沒有出席，但被選為中央局書記。從一大到五大，均被選為中央委員，先後任中央局書記、中央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中央總書記等職務，是中國共產党早期的主要領導人。在大革命時期，他多次獨自、或與少數同志聯名反對共產國際領導層發出的一些明顯的投降政策，但都遭到蘇共和共產國際當權派的政治彈壓。
1927年中國大革命遭到失敗，陳獨秀成為共產國際斯大林主義路線的替罪羊。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組，他離開中央領導崗位。此後，他接受托派觀點，以在党內成立小組織的方式進行活動。
1929年11月，因為他在中東路問題上發表對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而被開除党籍。同年12月發表由81人署名的作為中共左翼反對派綱領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同時，在上海組成托派小組織無產者社，出版刊物《無產者》。
1931年5月，出席中國各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大會」，被推選為中國托派組織的中央書記。
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國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後囚禁於南京。
1937年抗戰爆發後，他於8月出獄，先後住在武漢、重慶，最後長期居住於四川江津（今重慶江津）。
1942年5月27日在貧病交加中逝世。
三、簡要評傳
小時候的陳獨秀是一個奇怪的孩子，無論挨了如何毒打，總是一聲不哭，把嚴厲可怕的祖父氣得怒目切齒幾乎發狂。祖父不止一次憤怒而傷感地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凶惡強盜，真是家門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這個孩子長大後果然成為二十世紀中國的盜火者普羅米修斯。
一九零三年，二十五歲的陳獨秀留學日本。當時，清國湖北留日學生學監姚煜生活腐敗、思想頑固，拼命壓制進步學生。一怒之下，三名熱血青年闖入姚的房間，將他按在地上，由張繼抱腰，鄒容捧頭，陳獨秀揮剪，哢嚓一聲便剪去了姚的辮子。這一瞬間對陳獨秀而言，極富象征意義——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這一剪中就選定了。他為之終身奮鬥的，便是剪去國民靈魂中的「辮子」。
頭上的辮子易剪，靈魂中的辮子卻不易剪。因而，這條道路是一條悲壯之路。辛亥前後十餘年，陳獨秀一肩行李、一把雨傘，足跡遍及江淮南北，到處物色革命同志。在諸多活動中，他以辦報刊為核心。一九零四年創辦《安徽俗話報》，編輯、排版、校核、分發、郵寄，他一一親自動手。三餐食粥，臭蟲滿被，亦不以為苦。他先後辦報刊數十種，「我辦十年雜志，全國思想都全改觀。」這並無任何自誇的成分。新文化運動前夕，陳獨秀堪稱新派獨一無二的思想領袖，那時蔡元培、胡適、魯迅等人的影響力遠遠趕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陳氏指出中國的三害是「官僚、軍人、政客」，真是一針見血，比韓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時弊。而五十年代的所謂「三害」，與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陳氏又雲：「社會中堅分子應該挺身出頭，組織有政見的有良心的依賴國民為後援的政党，來掃蕩無政見無良心的依賴特殊勢力為後援的政党。」他開始認識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質上是個性情中人，是不能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締造的政党。
在北大擔任文科學長的兩年，是陳獨秀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而這段時間裏最驚心動魄的一幕，發生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的新世界屋頂花園。那天晚上，四十一歲的陳獨秀獨立高樓風滿袖，向下層露台上看電影的群眾散發傳單。這是空前絕後的舉動，以後愛惜羽毛的教授們是不敢效仿的。試想一位最高學府的文科學長，應當是衣冠楚楚、文質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賈政式的人物。陳氏的作為，太出格了。但陳氏如是說：「若夫博學而不能致用，漠視實際上生活上之冷血動物，乃中國舊式之書生，非二十世紀新青年也。」他一輩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獄之後，陳獨秀的痛苦很快牽動了國人的心。中國第一次出現這樣的情況：曆代文字獄、迫害、殺戮，都由知識者一人承擔，而與大眾無關。這一次，大眾與知識者息息相關了。李辛白在《每周評論》發表短詩《懷陳獨秀》：「依他們的主張，我們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張，他們痛苦。／他們不願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們痛苦。」這首未被重視的小詩，卻蘊含了相當豐富的信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詩中人稱的轉換已微妙地說明了知識者的位置：你——他們——我們，痛苦是「你」必須承擔的。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陳獨秀在中國一大上被缺席選舉為中共總書記。遠在廣州的陳氏聽到這個消息後，該是怎樣的心情呢?興奮、驚喜、冷靜、懷疑、憂懼?八年之後，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開除陳獨秀党籍的決議案》，陳氏聽到這個消息，又該是怎樣的心情呢?政治上的遊戲規則，非陳氏這樣「俠骨霜筠健，豪情風雨頻」的狂士所能理解並操作。陳獨秀只能是陳獨秀，永遠不能形成一個「陳獨秀党」或「陳獨秀派」。後來，他的托派學生們再次將他開除出托派共產党，亦在情理之中。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晚，患病在家休養的陳獨秀最後一次被捕。被捕後，打電報給國民党中央當局要求「嚴懲」、「處極刑」、「明正典刑」、「迅予處決」的，有新疆省主席金樹仁、湖南清鄉司令何健，以及國民党許多省、市、縣、鄉的「党部」等單位。同時，江西瑞金出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以「取消派領袖亦跑不了，陳獨秀在上海被捕」為標題，幸災樂禍地發表消息。這也許是三十年代初國共兩党擁有的唯一共識吧。兩個自稱革命的政党都欲把這顆「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語)除之而後快，真是耐人尋味。《紅色中華》發表多篇社論，稱「陳獨秀叛党以後，投降到資產階級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鋒」。而《中央日報》亦發表社評，宣稱「反對並圖顛覆國民党者，即為叛國」。相映成趣。
「悠悠道途上，白發汙紅塵，滄海何遼闊，龍性豈能馴。」陳獨秀是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無人格無人性無人情的，而革命家則是單純而天真、固執而頑強的俠客和文人的結晶體，亦即葛蘭西所說的「哲學的實踐者」。陳氏在法庭上慷慨陳詞：「弱冠以來，反抗清帝，反抗北洋軍閥，反對封建思想，反抗帝國主義，奔走呼號，以謀改造中國，實現自由社會。」他的熱情從未冷卻，難怪比他小得多的胡適也羨慕他的「年輕」。學生傅斯年談論世界大勢，悲觀地說：「十月革命本來是人類命運一大轉機，可是現在法西斯的黑暗勢力將要布滿全世界，而所謂紅色變成了比黑色勢力還要黑，造謠中傷、傾陷、慘殺……我們人類恐怕到了最後的命運!」陳氏卻堅定地說：「即使全世界都隱入了黑暗，只要我們幾個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夠自信有撥雲霧而見青天的力量。」
《獨秀文存》是本世紀中國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一九三九年，周恩來等勸陳去延安，當時中國中央想把陳弄到延安養起來，不讓他在外邊胡鬧。但陳拒絕了。他說，大釗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裏沒有他可靠的人了，「他們開會，我怎麼辦呢?」結果不歡而散。中國領袖們沒有讀過《獨秀文存》，他們沒有看透陳獨秀：誰也無法把他「養起來」。同樣的道理，今天成千上萬的被「養起來」的文人們，能指望他們寫出什麼樣的文字來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淒苦的，但卻是自由的。蔣介石的資助被他拒絕，胡適建議他去美國寫自傳也被拒絕，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學生的幫助，晚年陳氏所做的有兩件事：一是重估一切價值，「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錯不改的，陳獨秀卻截然相反。他對早年所信奉的「主義」進行了全盤的反思和清理。這種否定自己的勇氣是最可貴的。
另一項工作是語言文字學研究。陳氏最後一本著作是《古陰陽入互用倒表》。二十世紀後半葉，語言學在人文科學中成為顯學，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語言學中實現，若幹思想巨匠都是語言學家，如維持根斯坦、海德格爾、福柯、羅蘭·巴特、哈貝馬斯……陳獨秀選擇語言學，並非陶淵明式的、尋找一條自適之路、一處溫馨的桃花源，而是與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頂散發傳單的行為一樣——高屋建瓴。天地大氣的分合洶湧，只有真正的「龍」才能體驗到。整個二十世紀，中國人過的都是「蟲」的生活，有幾個稱得上「龍」的人呢?
四、陳獨秀故居
陳獨秀故居——箭杆胡同20號
「Image:a1ad16fa579a308e58ee9065.jpg|thumb|right|300px」王之鴻
箭杆胡同屬東城區東華門地區，呈「T」字形，南北向一豎的北口在智德北巷，南口與東西向的一橫相通，東西向一橫的西段曲折，東不通行，西口在騎河樓南巷，全長150餘米。
據記載，「箭杆胡同」始稱於清光緒年間。何謂箭杆？箭杆是指舊時紮紙活的骨架和吊頂棚的龍骨(擱柵)所用的經過加工的高粱秸。據此分析，當年胡同內應有加工、經營箭杆的作坊、店鋪。胡同今已無存，只因保留「陳獨秀舊居」還剩下西口凹進去的一小截，但已經不是胡同了。
箭杆胡同20號，舊時的門牌是箭杆胡同9號，在胡同西口內南側把角處，東西並排兩個院落，有兩個街門，朝北的街門是箭杆胡同20號，朝西的街門是騎河樓南巷9號(舊門牌是妞妞房9號)。據房屋檔案記載，該院占地面積為460平方米，共有房屋18間半，建築面積為264平方米。此房原為孫姓人家的房產，購於民國元年(1912年)。1917年，陳獨秀來京後租住東院，即箭杆胡同9號；如今，箭杆胡同20號作為「陳獨秀舊居」被公布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陳獨秀舊居」的街門建在院子的東北角，面北，為「如意門」①:院內有正房3間帶1間東耳房，南房3間亦帶1間東耳房，東廂房兩間；院內西牆有隨牆門通往西院。院內房屋均為起脊合瓦房，正房3間前出廊子。陳獨秀從1917年初到1920年初在這個院子裏斷斷續續住了3年。
陳獨秀(1879－1942)，中國共產党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字仲甫，號實庵，安徽懷寧十裏鋪(今屬安慶)人。早年留學日本，1904年創辦《安徽俗話報》，1915年起主編《新青年》雜志，1917年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1918年和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積極提倡民主與科學，提倡文學革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毛澤東稱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
「五四運動」後，陳獨秀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他說:「‘五四運動’雖然未能達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運動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實際行動，開始了中國革命之新的方向。」「這新方向便是社會中最有革命要求的無產階級參加革命，開始表現他的社會勢力。」
1920年8月，上海共產党組織正式成立，陳獨秀任書記。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党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陳獨秀理所當然地被選為中央局書記。《中國共產党簡史》寫道:「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党的成立。這次大會是在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舉行的，除了會場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騷擾外，在社會上沒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但是，就在這時，一個新的革命火種卻已在沉沉黑夜中點燃起來……
在沉沉黑夜中點燃新的革命火種的人便是陳獨秀，他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普羅米修斯，一生既輝煌，又坎坷，晚年蟄居在四川江津鄉下，只有一個老保姆陪伴，但陳獨秀仍然卓爾不群，傲骨凜然。1941年秋，陳獨秀作了一首題為《對月憶金陵舊遊》的七言絕句。詩曰:
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磯邊憶舊遊。
何處漁歌警夢醒，一江涼月載孤舟。
陳獨秀在箭杆胡同9號居住期間，上演了其人生最為輝煌的一幕。
1917年初，陳獨秀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文科學長，住在箭杆胡同9號；《新青年》編輯部亦隨之由滬遷京，駐地也在箭杆胡同9號，這裏成了新文化運動中心。1918年12月，陳獨秀與李大釗又創辦了《每周評論》，《每周評論》很快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鎮。陳獨秀當之無愧地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主帥，當年從箭杆胡同9號發出的聲聲呐喊震撼著整個中國。
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不僅發揮了領導作用，而且，身先士卒，沖鋒陷陣。1919年6月8日，陳獨秀與李大釗商量後，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6月11日又和鄧初、高一涵到宣武門外的「新世紀遊藝場」散發，當場被捕。陳獨秀受了三個多月的牢獄之苦，在社會各界的營救、聲援下於9月16日獲釋。
迎接陳獨秀出獄的蔡元培當眾宣布:「北京大學為有仲甫而驕傲！」李大釗則獻上詩作《歡迎獨秀出獄》:
你今天出獄了，
我們很歡喜！
他們的強權和威力，
終究戰不勝真理。
什麼監獄什麼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為你擁護真理，
所以真理擁護你。
1920年2月14日，為躲避軍警的追捕，陳獨秀頭戴氈帽，打扮成討賬的財主，乘著一身賬房先生打扮的李大釗趕著的帶篷騾車，出了北京朝陽門直奔天津。二人一路上商量著一件開天辟地的大事——計劃組織中國共產党。「南陳北李，相約建党」在茫茫的旅途中，在瑟瑟的寒風裏娓娓地進行著。
1927年7月，陳獨秀因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離開了中共中央領導崗位；1929年11月，又因組織「中國共產党左派反對派」而被開除党籍。但是，人們不能忘記，也不會忘記陳獨秀的肇始之功。
陳獨秀有四個兒子，長子延年、次子喬年均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大革命失敗後相繼在上海就義；四子鶴年上中學時便投身革命，後避居香港；惟三子松年從小隨生母住在安慶。1953年2月，毛澤東路過安慶，憶起故舊，遂召地委書記傅大章垂詢。
毛澤東問:「陳獨秀家還有誰？」
傅大章答:「有個兒子陳松年，在窯廠做工，生活比較困難。」
毛澤東正色道:「陳獨秀這個人，是有過功勞的，早期對傳播馬列主義和創建中國共產党，是有貢獻的。他是五四時期的總司令。後期，他犯了錯誤，類似俄國的普列漢諾夫。陳獨秀後人的生活，還是要予以照顧。」
毛澤東沒有忘記陳獨秀，箭杆胡同的街坊們也沒有忘記陳獨秀。
我在2002年拜訪了一次箭杆胡同20號。一進胡同，我隨便詢問了兩位中年婦女和一個小夥子，他們都能准確說出陳獨秀舊居的具體位置，而且臉上還掠過不易察覺的自豪感。尤其是原來的房主孫志誠先生，當時他已是83歲高齡，還非常熱情地引領我走進院子，並詳細地向我介紹:「當年我們家住在西院，東院整個都租給陳獨秀先生了。北房3間是陳先生的住房，南房3間是《新青年》編輯部，靠街門的那間小房是傳達室，《新青年》編輯部的牌子就掛在那兒，兩間東房是陳先生的車夫和廚子住的地方。東、西兩個院子是相通的，當年陳獨秀受通緝，就是從西院那個門妞妞房9號逃走的。」
我想:依孫老先生年齡推算，應該見過陳獨秀在這裏居住，但不應該留下如此清晰的印象；關於陳獨秀在這裏居住的情況極有可能是聽說的，可是孫老先生卻如數家珍。
思緒至此，不諳詩道的我卻流淌出四句不能稱為詩的詩:
小院當年聚風雲，獨秀引來萬木春；
千秋功罪任評說，畢竟巍巍一昆侖。
注:
①如意門，北京四合院中采用最普通的一種街門形式，門洞左右上角有兩組如意形狀的磚制構件，兩只門簪迎面也多刻「如意」二安。
參考資料:
《中國共產党簡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老照片——二十世紀中國圖志》(台海出版社)
《百年春秋——二十世紀大事名人自述》(經濟日報出版社)《陳獨秀兒女們的人生命運各不同》(載《現代家庭報》)
五、陳獨秀墓
墓碑無語，鮮花寄懷。被辟為「安徽省少先隊教育基地」、「安慶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陳獨秀墓，在曆經風風雨雨、幾次修複之後，迎來了一批又一批的遊客。
陳獨秀安葬於安慶市北門外十裏鄉葉家沖的一塊坡地上。這是陳獨秀靈柩於1947年從四川江津遷回家鄉後與原配夫人高曉嵐的合塚，2001年經保護性維修後，總面積1058.85平方米。墓坐北朝南，由墓塚、墓碑、墓台、護欄、墓道構成。墓塚高4米，直徑7米，漢白玉貼面。墓碑通高2.4米，碑身高1.8米。墓台兩層，正方形，通高2.4米,四周有漢白玉欄杆。墓南台階與長30米、寬6米的墓道相連接。墓的兩側，各排列32株杉樹，喻示著陳獨秀走過的64個春秋；5棵龍柏松，則代表他曾經擔任過中國共產党一大至五大的總書記或執行委員會委員長。
安慶市按照上級指示精神，在1982年撥專款兩萬元對墓進行整修。1998年，陳獨秀墓被批准為安徽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正申報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從墓塚東北方向穿過一條林間小徑，約百米處有一簡易小院，占地1.2畝，院中二層主樓於1995年始辟為陳獨秀生平事跡陳列室。內設5個展廳，由10個標題版面構成，展覽使用照片資料153張、文獻資料6份、生活用具(家具)16件，其中國家一、二級珍貴曆史文物4件。
目前，安慶市擬以陳獨秀墓為重點，在上世紀90年代原規劃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建「獨秀園」。新的規劃修編已完成，並在抓緊實施建設。不久的將來，一個集紀念、教育、旅遊於一體的園林式紅色旅遊景點，將為世人所矚目。
六、陳獨秀晚年的政治觀
陳獨秀的最後政治意見以及他最後幾年寫的論文和書信所談到的主要是三個問題：
其一，民主與獨裁（或專政）；其二，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看法；其三，對斯大林統治時期蘇聯的認識。
這三個問題緊密相關，有人認為民主是關鍵問題，正是從民主問題上有了新的認識，陳獨秀才改變了他以前的看法。其實這是倒果為因的，最關鍵的問題是對斯大林統治時期蘇聯的認識。陳獨秀多次表示，這《最後的政治意見》是他「根據蘇俄二十多年的經驗，深思熟慮了六、七年」才得以形成的。現在讓我們看一看，他對三個問題的根本立場。
1.民主與獨裁
陳獨秀說過：「民主主義是從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至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這話說明爭取民主是一個長過程，而且也帶有階級性。他又說：「民主不僅是一個抽象的名詞，有它具體內容，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其內容大致相同，只是實施的範圍有廣狹而已。」「政治上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社會主義，是相成而非相反的東西。」
由此可見，陳獨秀在《最後意見》中有關民主問題，並沒有說過了頭，也沒有後退。上述他說的這番話，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直至托洛茨基是一脈相承的。而陳獨秀說過頭了，而且頗受中國托派分子責難的是有關專政或獨裁問題。
陳獨秀說：「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種東西，他只是党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他的這段話，把蘇維埃獨裁與法西斯獨裁等同起來看，而在分析斯大林獨裁政權時，把責任追溯到列寧，並批判了托洛茨基。這在中國托派內部幾乎沒有什麼人所同意的。實際上，這同第三個問題是分不開的，我們可在第三個問題上一起探討。
2.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看法
陳獨秀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不能采取「失敗主義，」他說：「各國無產階級政党，應以共同攻打法西斯為鬥爭口號。」又說：「在此次帝國主義大戰中，對民主方面采取失敗主義……，無論說得如何左，事實上只有幫助納粹勝利。」在這裏，陳獨秀事實上站到了「民主反法西斯」這個口號的旗幟下了。這是與當時的托派觀點相距甚遠的。
至於他說到「在此次大戰結束之前，甚至戰後短時期中，大眾的民主革命就無實現的可能。」在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中，采取失敗主義，並在各資本帝國主義國家中進行的革命鬥爭，是托派的一貫立場。托洛茨基曾在他的《新世界大戰前夜》一書中斷言戰爭必然帶來勝利的革命。但曆史已經證明托洛茨基的預言落空了，而陳獨秀的估計是完全符合曆史事實的。托洛茨基在上述書中還曾經說過：「如果戰爭不能帶來革命，我們就要重新估計國際形勢了。」托洛茨基的這一補充說法，可以說明國際形勢和革命形勢的變化是錯綜複雜的，須視各方的鬥爭力量的對比來決定。不能只有一個結論，不能像算命先生那樣，而是有幾種可能性，這在曆史上是不少見的。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爆發，也是出於他的意料之外的。就以陳獨秀對德意日和英美法力量的估計也是錯誤的，他過高估計了德意日，過低估計了英美法，引起了當時不少人的攻擊，指責他是悲觀主義者。但總的來說，陳獨秀對二次大戰的看法，確是與托洛茨基本人以及中國托派其它領導人頗有分歧，但不能就此得出結論他已經背離托洛茨基主義了，難道他在所有問題上，或者主要問題上都背離托派立場了嗎？不是的，上文提到在中國抗日立場上，在一般民主問題上，基本上還是相互接近或相似的。我們只能說對二次大戰的看法，陳獨秀與托派之間看法有分歧，這是事實。
3.對斯大林統治時期蘇聯的認識
就筆者來看，這是一個關鍵性問題。陳獨秀對斯大林統治時期蘇聯的認識，是決定他對民主、獨裁（或專政）以及二次大戰看法的基礎。他對這個問題是這樣認識的：斯大林統治時期的蘇聯，並非社會主義國家，而是「世界列強之一。」是與德、意兩國一樣奉行政治獨裁的「反動堡壘之一。」「斯大林的官僚政權……，決不能創造社會主義。」「至於現在的蘇俄，不但它的生產力不能勝任領導國，它自身早已離開社會主義了。」「若要硬說他是社會主義，便未免糟蹋了社會主義。」陳獨秀在這裏說的有其真實性的一面，也有說過了頭的地方。總而言之，這是表示他對斯大林蘇聯的深惡痛絕。而對於斯大林其人也是深惡痛絕的。1939年11月他寫了《告少年》一詩，五言一句共70句，其中有「伯強今晝出，拍手市上行。」他自己在後批中作了解釋，說伯強「古傳說中的大癘疫鬼也，比喻斯大林。」可見他對斯大林是何等的痛恨。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從1924-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以後，斯大林把革命失敗責任全部栽在陳獨秀一人身上，以此來逃脫他自己本是元凶禍首的罪責。然後又通過他的中國門徒，把漢奸、特務、叛徒、反革命分子的髒水潑到陳獨秀的身上。陳獨秀這個堅忍不屈、嫉惡如仇的書生英雄性格能夠容忍得了這一大批的莫須有的罪名嗎？陳獨秀把斯大林比作大癘疫鬼——伯強，就是他對斯大林的切齒之恨。蘇維埃俄羅斯聯盟共和國的政壇上，蘇聯共產党的政治局裏，坐著這樣一個大獨裁者斯大林，這怎麼不會使他得出上述提到的結論：蘇俄的「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種東西，它只是党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斯大林）領袖獨裁……」(見上引)。他還說過，「沒有事實使我們相信，在人類自由之命運上斯大林党徒好過希特勒党徒。」陳獨秀對斯大林的切齒之恨是「鐵」的事實，是不可否認的，這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陳獨秀對產生斯大林這個獨裁人物也做了分析，他從蘇俄的社會背景、曆史條件、布爾什維克的演變等方面著手。他認為在種種條件湊合下，蘇俄無產階級專政，必然產生斯大林式人物，但他確實說過「不能把一切歸罪於斯大林一人，」沒有這個斯大林，也有另外一個斯大林；也正像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一樣，曆史上沒有這個拿破侖，也必然會有另外一個拿破侖。陳獨秀這裏分析評述斯大林大獨裁者的產生，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但當他分析斯大林的罪惡時則提出：「斯大林一切罪惡」無不是「憑借蘇聯自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党外無党，党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發生的。」從這段話裏，我們可以看到，雖然他沒有直接說出斯大林主義就是布爾什維主義，而實質上把斯大林主義與布爾什維主義等同起來了。從這點出發他把斯大林獨裁政策和窮凶極惡的官僚主義的根源追溯到十月革命後所實施的無產階級專政，也因此他批評了列寧和托洛茨基。這一認識是與國內外托洛茨基派觀點截然不同的。筆者認定陳獨秀在這裏所犯的錯誤是把斯大林主義與布爾什維主義混同起來了。斯大林主義不能等同於布爾什維主義，恰好相反，斯大林主義是對布爾什維主義的篡改和背叛。布爾什維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是與無產階級民主相結合的，這是馬克思、恩格斯一向所堅持的原則。列寧時代確實推行過一党專政、党外無党，（至於党內有派列寧時代本已存在，而托洛茨基則為党內有派，據理力爭）但這是不得已而為之，是過渡性的，是為了保護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免遭內戰，國際資本主義勢力的包圍以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党人的破壞。列寧在臨終前已經看到了弊病，他提出三個補救辦法（1）增加党中央委員會人數；（2）工會應對政府獨立；（3）設置工農監察委員會監督党和政府的官僚主義。而托洛茨基則公開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下應實行多党制（可參見托氏著作《被背叛了的革命》）。在列寧死後，特別是托洛茨基被放逐出國之後，斯大林及其党徒為了官僚層利益，全盤篡改列寧時代的布爾什維主義，把無產階級權力集中在自身及其党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權力集中在政治局，而政治局權力則集中在斯大林一人之手。列寧時代的民主集中制不見了，蘇維埃會議名存實亡。蘇維埃國家只有一個聲音——斯大林的聲音。陳獨秀由於分不清斯大林主義與布爾什維主義的區別，他憑自己的偏見，終於在獨裁或專政問題上偏離了托洛茨基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