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
簡介
丁玲(19０4年1０月12日—1986年3月4日)，現代女作家。原名蔣偉，字冰之，又名蔣煒、蔣瑋、丁冰之。筆名彬芷、從喧等。湖南臨澧人。在長沙等地上中學時，受到五四運動思潮的影響。1923年進中國共產党創辦的上海大學中文系學習。1927年發表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等作品，引起文壇的熱烈反響。193０年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後出任左聯機關刊物《北鬥》主編及左聯党團書記。這時期她創作的《水》《母親》等作品，顯示了左翼革命文學的實績，1933年被國民党特務綁架，後逃離南京轉赴中共中央所在地陝北保安縣。在陝北歷任西北戰地服務團團長、《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等職，並先後創作《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夜》《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時》等解放區文學優秀作品。1948年寫成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曾被譯成多種外文。1951年獲斯大林文學獎。新中國成立後，丁玲先後擔任文藝界多種重要領導職務，並在繁忙工作之餘，發表了大量小說，散文和評論文章。1955年和1957年被錯誤地定為「丁玲、陳企霞反党小集團」和「丁玲、馮雪峰右派反党集團」主要成員，1958年又受到「再批判」。並被下放到北大荒勞動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間深受迫害並被投入監獄。1979年平反後重返文壇、先後出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等職，並多次出訪歐美諸國。丁玲一生著作豐富，有些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國流傳，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有《丁玲文集》五卷。
晚年的丁玲被罵成「左」，丁玲晚年曾說道：：「我不管它‘左’還是右，我也不曉得什麼叫‘左’和右，我只曉得現在罵我‘左’的人，都是當年打我右的人！」
「莎菲女士」的「成長」
1927年12月，《小說月報》頭版位置上發表了署名「丁玲」的小說《夢珂》。1928年2月，《小說月報》又發表了丁玲的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記》。此後不到半年間，又有《暑假中》和《阿毛姑娘》，皆在《小說月報》以頭條位置刊載。這些小說後來又很快結集為《在黑暗中》出版(上海開明書店1928年1０月版)。連續在當時最負盛名的文學雜志上發表作品，並很快出版小說集，自然使「丁玲」蜚聲文壇。沈從文曾經這樣評價橫空出世的丁玲：大膽地以男子丈夫氣分析自己，為病態神經質青年女人作動人的素描，為下層女人有所申述，丁玲女士的作品，給人的趣味，給人的感動，把前一時期幾個女作家所有的愛好者興味與方向皆扭轉了。他們忽略了冰心，忽略了廬隱，淦女士的詞人筆調太俗，淑華女士的閨秀筆致太淡，丁玲女士的作品恰恰給讀者們一些新的興奮。反複酣暢地寫出一切，帶點兒憂鬱，一點兒輕狂，攫著了讀者的感情，到目前，複因自己意識就著時代而前進，故尚無一個女作家有更超越的驚人的作品可以企及的。我們知道，「五四」時期出現了一個女作家群，但到了1928年，這個女作家群已經顯得很沉寂。冰心正處在沉默期。石評梅已經去世。廬隱的創作出現了停滯。淩叔華擱筆不寫了。馮沅君做學者去了。「五四」時期的女作家群似乎已經風流雲散。但這時，突然冒出了一個「丁玲」。這個女作家比「五四」時期的女作家都更為大膽，「帶點憂鬱，帶點輕狂」，闖進了文壇。而丁玲的這些小說，「好似在這死寂的文壇上拋下一顆炸彈一樣，大家都不免為她的天才所震驚了。」
丁玲，19０4年1０月12日生於湖南武陵。原名蔣偉，字冰之。父親曾留學日本，為人豪俠仗義，常在鄉間行醫散藥，扶貧濟困。人說其「揮金如土」。丁玲的母親仰慕新學，自立自強，在丈夫病逝後，不顧族人反對，帶著四歲的丁玲和一個遺腹子，千辛萬苦輾轉求學，最後取得了教師資格，自己辦學教書，不失為中國現代女性解放的先鋒。丁玲身上豪爽、獨立的氣質，與父母的遺傳及言傳身教顯然是有關系的。丁玲在少女時代先後在桃源、常德、長沙等地讀書。曾與楊開慧同學。1921年與好友王劍虹赴上海，入陳獨秀創辦的平民女校，後來又進了瞿秋白等主持的上海大學。在上海期間，王劍虹與瞿秋白相愛並同居。丁玲感到形單影只，遂於1924年流浪北京。在北京期間，丁玲與胡也頻、沈從文相識，並與胡也頻相愛。丁玲後來回憶他們的相愛時說：「那時我們真小，我們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愛情做遊戲，我們造作出一些苦惱，我們非常高興地就玩在一起了。」 丁玲在當時並沒有投身文學。但是沈從文已經看出她的文學天才：在文字方面還沒有顯出這個作家的天才時，在批判上卻證明了她某種驚人的長處，業已超過了男子，什麼作品很好，好處在某一點上，好中小小疏忽處又在某章某段，由她口中說出皆似乎比我們說的中肯。……她善寫平常問訊起居報告瑣事的信，同樣一句話，別人寫來平平常常，由她寫來似乎就動人些，得體些。同樣一件事，一個意見，別人寫來也許極其費事，極其含混，她可有本事把那事情，意見，弄得十分明白，十分親切。丁玲當時最想做的事情是演電影，她想當一個電影明星。1926年她又去上海，到明星公司應試。丁玲年輕時長得比較漂亮，片商對她的相貌也感到滿意，想和她簽三年合約。但是，丁玲對電影圈子習以為常的混亂隨便的男女關系，不僅不想適應，而且感到厭惡和恐懼，因此很快就斷了電影明星夢，又回到了北京。這段經歷後來被丁玲寫成了處女作《夢珂》。小說中的夢珂出生在破落的封建家庭，長於言談，長得漂亮，會喝酒，會花錢，這些與丁玲都很相似。而夢珂最後去當電影明星，也是丁玲親身經歷過的事情。《夢珂》所表現的主題，就是：做人難，做女人更難。做女人要忍受屈辱，要出賣身體甚至靈魂。這就引起了在社會上無法實現自我價值而有失落感者的共鳴。這部作品的筆法雖簡單稚嫩，但已顯出了作者獨特的女性意識。與《夢珂》相比，《莎菲女士的日記》的女性意識更為鮮明和強烈。這本小說的發表，可以說是震驚文壇。而丁玲後來的一生，也與《莎菲女士的日記》結下了不解之緣。用一句話來概括，《莎菲女士的日記》寫的是青春期少女對性和愛的幻想。它以主人公日記的形式，記敘了莎菲女士的一段生活和苦悶情緒。莎菲是一個走出家門，漂泊異地的知識女性。她孤身跑到北京求學，在大學旁聽，因為患肺病而不得不待在公寓修養。葦弟追求莎菲，但是莎菲卻不喜歡葦弟。葦弟雖然年紀比莎菲還大幾歲，但卻是一個長不大的小男人，只會卑微地企求著莎菲的愛。莎菲討厭這種跪著的愛，從他的淚水中尋找快意，卻又為這種冷酷的快意暗自懺悔。莎菲喜歡華僑青年淩吉士的漂亮風儀，渴望和他接吻，渴望和他做愛。但又不想自己去追他，而想讓淩吉士來追求自己，滿足自己征服男性的渴望。但是，莎菲和淩吉士稍一接觸，又覺得這個人思想庸俗。淩吉士渴望的是一個居家好太太，而莎菲認為自己不可能做一個居家好太太。莎菲還從側面了解到，淩吉士已經結婚，還逛過妓院(不知道是真是假)。莎菲認為，即使自己征服了他，也不過是他的玩物。所以最後淩吉士雖然擁吻了莎菲，但莎菲還是斬斷了自己的情絲。中國的女子向來不敢正視自己的欲望。「五四」一代女作家在表現個性主義思想時，也都不敢有性心理的大膽暴露，就是男作家，也只有鬱達夫等少數幾個人能大膽率性。《莎菲女士的日記》寫一個女性的性心理，因此顯得相當大膽。在某種意義上， 莎菲可以說是丁玲的自畫像。莎菲的心理、個性以及行為方式，都與丁玲十分相似。丁玲後來還寫了《莎菲日記第二部》，其主要目的是告別莎菲，描寫莎菲的轉變。讓這位著名的主人公與過去告別，與過去「所有的夢幻、所有的熱情、所有的感傷、所有的愛情的享受」告別。從而在新生活中「審判我自己，克服我自己，改進我自己」。《日記第二部》寫莎菲嫁給了一個青年作家，後來這個作家被國民党政府殺害。這不就是寫她和胡也頻嗎？丁玲1932年回憶說：「我當初也並不是站著批判的觀點寫出來，只是內心有一個沖動，一種欲望。」丁玲也是渴望征服男性的。胡也頻在性格上類似於葦弟，也曾自稱是丁玲的弟弟。莎菲可以說是丁玲的自畫像。丁玲在這個形象的塑造中，寄予的是自己蔑視世俗禮教與成規、勇於追求自我的叛逆精神。
《阿毛姑娘》
《阿毛姑娘》的主人公是一個鄉下姑娘，家庭生活本來很幸福。後來阿毛姑娘接觸到新的青年男女，開了眼界，產生了新的生活追求，但為家庭所不容，她受毒打後服毒自殺。有批評家認為這篇小說是批判阿毛姑娘好高騖遠、愛慕虛榮，批判都市文明對淳樸鄉風的汙染。但事實是，追求美好生活是每個人應有的權利。丁玲並沒有否定阿毛姑娘的追求，而是給予了阿毛姑娘內在的同情。小說里寫到，阿毛受一對城市青年戀人的親熱的感染，在一天夜里也無意識地萌生出同丈夫小二親熱一下的願望，所要的「僅僅用力抱她一下」。但結果卻遭到勞累一天的男人在她光赤的身上打了一下，和一句傷感情的責罵：「不要臉的東西，你這小淫婦。」這就將一個鄉下女人性別意識的蘇醒，表現得相當微妙。離開了這種性別體貼，這部小說的意義便難以理解。
《暑假中》
《暑假中》的主人公是自立女校的幾位青年女教師，她們反對肉欲的社會對女性的壓抑，因而奉行獨身主義。在相互依存的獨身生活中，她們之間產生了同性戀情。承淑癡戀嘉瑛，春芝迷上了德珍。玉子和娟娟參加遊藝會回來因為過於興奮，竟然倒在床上「用力地擁著，並恣肆的接起吻來」，承淑甚至因為自己愛著嘉瑛而對接近嘉瑛的春芝起了猜忌之心。女性同性戀是「反男性」的一種極端形式。丁玲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寫此類人物的生活，並給以充分的理解與同情。
可以說，鮮明的女性意識，可以說是丁玲作品的特色。丁玲小說中的女人，既不同於冰心筆下的聖母和馮沅君作品里的閨秀，也並非廬隱故事中的癡情弱女子和淩叔華小說中走不出舊生活陰影的小太太，而是敢想敢做的激情女性，勇於追求新的生活。不過，由於社會的黑暗，她們在社會上往往碰壁，因此，又感受著寂寞與苦悶。茅盾曾說，丁玲是「滿帶著五四以來時代的烙印的」，她筆下的人物「是心靈上負著時代苦悶的創傷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丁玲對這些人物是充滿同情的。
1927年冬天，丁玲結識了馮雪峰，並且立即愛上了馮雪峰。丁玲這樣回憶：「他生得很醜，甚至比胡也頻還窮。他是一個鄉下人的典型，但在我們許多朋友之中，我認為這個人特別有文學天才，我們談了許多話，在我一生中，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與胡也頻相比，馮雪峰顯得成熟很多。性格開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兩個男人共同生活，他們後來真的在西湖邊共同相處了一段日子，結果胡也頻首先堅持不住，返回上海向沈從文訴苦，沈從文告訴他夫妻應該怎樣相處，胡又回到了杭州。最後是馮雪峰黯然離開杭州，丁玲和胡也頻和好如初。
1928年到上海
丁玲1928年又到上海，和胡也頻、沈從文一起創辦了《紅黑》文學雜志。193０年發表中篇《韋護》。寫的是瞿秋白和王劍虹的戀愛故事。主人公麗嘉是一個敢於追求愛情與幸福、敢於享受生命的新女性。丁玲還計劃以《一九三〇年在上海》為題寫五部中篇，但才發表兩篇，便因胡也頻被害輟筆。第一篇寫的是主人公美琳不甘在丈夫的呵護下做安閑的太太，最後背棄了丈夫，跑到外面投身火熱的文化運動中了。這兩篇小說在愛情中加入了革命的因素，說明丁玲的創作發生了某種變化。
不過，丁玲的創作是複雜的。在丁玲這一時期的創作總，女性意識雖然已經被革命排斥，但是仍然存在。
在《韋護》中，丁玲讓革命戰勝了戀愛。女人為愛情的美妙所陶醉，願意永遠與男人一起「日以繼夜、夜以繼日，棲在小房子里」。男人雖然迷戀女人的美與肉體的魅力，欣賞彼此間那種難以言表的生命的和諧；也曾在多喝了幾杯後抱著女人表示：願與她一起像魯濱遜那樣去到一個無人世界相依為命，並在女人的全身心投入中也「像酗酒者般的醉在愛情中的一些難忘的快活時日」。但一旦恢複常態，他便會陷入到一種自責中，暗暗埋怨女人消磨了自己投身革命的意志。
但是，在《一九三〇年在上海》的第二篇中，丁玲卻站在女性的立場對革命提出了抗議。在這本小說的第8章，當革命者望微向其情人瑪麗抱怨她使他痛苦時，瑪麗被激怒了，她向望微大聲吼道：「我使你痛苦嗎？笑話！是你在使我痛苦呢！你有什麼痛苦？白天，你去‘工作’，你有許多同志！你有希望！你有目的！夜晚，你回家來，你休息了，而且你有女人，你可以不得我的准許便同我接吻！而我呢，我什麼都沒有，成天遊混，我有的是無聊！是寂寞！是失去了愛情後的後悔！然而我忍受著，陪著你，為你的疲倦後的消遣。我沒有說一句抱怨的話。」瑪麗的這一番話自然是反「革命」的，但卻讓人過耳難忘，因為它來自一個擁有真實的生命力的女人的生命深處。它深刻地揭示出，在男人們那看似十分堂皇的政治抱負與事業奮鬥中，其實隱蔽著多麼嚴重的男權中心主義的自戀與自私。
不過，丁玲還是在急劇地轉變。1931年，胡也頻被國民党政府逮捕並殺害。丁玲正式加入左聯，並且出任左聯機關刊物《北鬥》主編。丁玲還申請加入了共產党。其實，早在1922年，丁玲就已經接觸到共產党人。當時也有人要介紹她加入共產党，但是丁玲說：「我覺得共產党是好的，但有一件東西，我不想要，就是党組織的鐵的紀律。」加入共產党之後，丁玲開始按照新的文學規範進行寫作。這時，馮雪峰扮演了丁玲文學道路上引路人的角色。
馮雪峰曾這樣不留情面地批評丁玲過去的創作：
丁玲在寫《夢珂》，寫《莎菲女士的日記》，以及寫《阿毛姑娘》的時期，誰都明白她乃是在思想上領有著壞的傾向的作家。那傾向的本質，可以說是個人主義的無政府性加流浪漢的知識階級性加資產階級頹廢的和享樂而成的混合物。她是和她差不多同階級出身(她自己是破產的地主官紳階級出身，「新潮流」所產生的「新人」——曾配當「懺悔的貴族」)的知識分子的一典型。在描寫一個沒落中的地主官紳階級的青年女子，接觸著「新思潮」(「五四」式的)和上海資本主義生活時所現露的意識和性格的《夢珂》里，在描寫同樣的青年知識女子的苦悶的，無聊的，厭倦的不健康的心理狀態的《莎菲女士的日記》里，在說述一個貧農的女兒，對於資本主義的物質的虛榮的幻滅的可憐的故事《阿毛姑娘》里，任情的反映了作者自己的離社會的，絕望的，個人主義的無政府的傾向。
據說，馮雪峰讀了《莎菲女士的日記》，感動地流了淚，但他又說：「這篇東西效果不好，是消極的，看了會使人消極，太空虛了，太消極了！」
丁玲是十分相信馮雪峰的。在馮雪峰的引導下，丁玲寫出了《水》《奔》《田家沖》等小說。尤其是《水》，曾被視為「新的小說的誕生」。《水》寫的是水災逼迫下農民的起義。用今天的話說，是一次大規模群體性突發事件。應該說，就小說藝術而言，這篇小說是不成功的。小說全篇基本上是場面和群體描寫，沒有一個活生生的人物。不少人物不辨面目，反映群眾情緒的許多話，都是無名無姓者的雜亂呼喊。丁玲這一時期寫的小說，已經完全喪失了以前的特色。不過，當時人們將此視為進步。
胡也頻被害後，一次，美國記者史沫特萊采訪丁玲。丁玲由此結識了翻譯馮達。馮達為丁玲的經歷所感動，默默地為丁玲服務，後來兩人同居。丁玲這樣回憶他們的關系：「我沒有感到有一個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礙我，看見我在寫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餓了，他買一些菜、面包來，幫我做一頓簡單的飯，慢慢生活下來，我能容忍有這樣一個人。後來，他就搬到我後樓的亭子間。」
1933年5月，丁玲突然失蹤。原來，國民党特務到上海租界搜捕共產党，先是抓住了馮達，馮達極力分辨。國民党特務說：「你既然是一個普通人，那你總有家室，總有家，只要到你的家里看看，證明你不是共產党，與共產党也沒有關系，就沒有事了，就立即放你。」於是到馮達家里搜捕，不巧潘梓年等人正好在丁玲家里。於是將他們一並抓走。在抓捕過程中，革命詩人應修人與特務搏鬥，壯烈犧牲。由於丁玲是知名作家，因此，丁玲失蹤事件鬧得很大，國民党不好下台，只好把丁玲軟禁起來。實事求是地說，丁玲在軟禁期間，既沒有坐牢，也沒有受苦，相反受到優待。丁玲自己也說，在上海時的生活從來沒有這樣舒服過。但是，這就引起了後來中共党內有些人的懷疑，他們想當然地認為，國民党為什麼對丁玲那麼好？為什麼把丁玲養起來？顯然是丁玲叛變了共產党。
國民党政府確實是希望丁玲能為自己服務的。後來出任國民党中統特務機關頭腦的徐恩曾在回憶錄這樣寫：「因為她沒有擔任過激烈的破壞活動，問題並不嚴重，同時她有出色的寫作天才，我很希望她今後成為本党的有力文化工作者。」但是，丁玲並沒有答應。
丁玲曾懷疑是馮達出賣自己和同志。但是馮達堅決否認自己有叛變行為。他認為自己曾經和丁玲約定過地下工作的規則，是丁玲沒有遵守十二點之前離家的約定。他把國民党特務帶回家時，根本沒有想到丁玲會在家中，而為國民党通緝的潘梓年等人也在自己家里。
不過，在軟禁期間，馮達卻為國民党中統機關做起事來。這被視為變節行為，因為馮達本是中共党員。而丁玲還與馮達同居，並生了一個女兒。這也就成了丁玲變節的證據。後來周揚等人極力阻撓為丁玲平反，證據就是丁玲明明與國民党特務睡過覺嘛。
1936年離開南京
1936年，丁玲離開南京，輾轉到延安。丁玲在當時也算世界知名作家，那時陝北的文化人還很少。丁玲到陝北，是給共產党爭面子的事情。因此，延安舉行歡迎會。
毛澤東專門填了一首《臨江仙》詞，打電報傳給丁玲：
壁上紅旗飄落照，
西風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時新。
洞中開宴會，
招待出牢人。
纖筆一枝誰與似，
三千毛瑟精兵。
陣圖開向隴山東，
昨日文小姐，
今日武將軍。
丁玲到延安時，在毛澤東面前可以無拘無束地聊天。一次，丁玲和毛澤東談起對延安的觀感。丁玲說，我看延安就像一個小朝廷。毛澤東說，好啊，那你替我封封官吧。丁玲信口說：林老，財政大臣；董老，司法大臣；彭德懷，國防大臣。毛澤東哈哈大笑說：你還沒有封東宮西宮呢！丁玲說，那可不敢，這是賀子珍的事。我要封了，賀子珍會有意見的。
當然，丁玲到延安後，也遇到了一些麻煩。康生懷疑丁玲是叛徒。丁玲要求中共組織部對她進行審查。審查結論是，「丁玲自首的傳說不能憑信」，「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革命忠實的共產党員。」
丁玲放下了心頭的政治包袱，她感到在延安生活，心情輕松愉快。個性主義意識於是又在不自覺中流露出來。
1941年，丁玲發表了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這篇小說寫的是貞貞的故事。貞貞是一個性格倔強的女孩子，她與村里一個叫夏大寶的青年自由戀愛，決不服從家庭的包辦婚姻。為此她進了修道院。但正遭日本人掃蕩，貞貞不幸被擄走，做了慰安婦，也因此成了我方的情報員。她受盡折磨，得了嚴重的婦科病。後被我方解救出來。當她回鄉探親時，受到鄉親的蔑視和冷眼。在鄉親眼里，貞貞是一個不知廉恥的破鞋。小說的敘述者是一個到邊區開展工作的知識女性(丁玲的代言人)，她對貞貞的處境，表現出極大的同情，對貞貞周圍那些冷漠的群眾、愚昧的言論，表現出強烈的不滿和批判。
1941年，丁玲還發表了小說《在醫院中時》。小說寫一個由國統區來投奔革命的知識青年陸萍在延安的經歷。陸萍畢業於上海產科醫院，像一切熱血青年一樣，來到了革命聖地延安，被分配到一所醫院工作。醫院管理混亂、不少醫護人員沒有受過任何專業訓練。不懂護理知識。醫院對病人也敷衍塞責，輕率地就給病人截肢。病房的衛生沒人打掃，病人的苦痛沒人過問。人們感興趣的，倒是捕風捉影地制造謠言，傳播緋聞。陸萍以一個醫生的職業道德和責任心，向領導呼籲，卻被領導認為她是知識分子的驕傲自大，看不起工農出身的領導和同事，結果遭來更多的誤解和批評，被扣上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帽子。最後陸萍身心俱疲地離開這所醫院，學習去了。
從這兩篇小說，我們還可以看出，丁玲並沒有放棄個性主義。更為關鍵的是，這兩篇小說把矛頭指向了解放區，對解放區的一些落後現象提出了批評，被認為是「暴露黑暗」。周揚後來說，在延安時期文人分成兩派，「一派是以魯藝為代表，包括何其芳，當然是以我為首。一派是以文抗為代表，以丁玲為首。……我們魯藝這一派的人主張歌頌光明……而文抗這一派主張要暴露黑暗。」周揚還透露，這兩派在上海就有點鬧宗派主義。周揚和丁玲在「左聯」時期就共過事。但是，在感情上，丁玲顯然是偏向馮雪峰的。而馮雪峰與周揚是對頭。這就為丁玲和周揚之間的爭鬥埋下了伏筆。
1942年初，毛澤東發起延安整風運動，起初目標本來並不在文學，而是針對王明等人的政治鬥爭。但是，延安文人受到整風運動的鼓舞，打著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的旗幟，大膽地揭露和批判延安社會的各種弊端。1942年3月間，《解放日報》《文藝》欄陸續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羅烽的《還是雜文時代》、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等文章，在延安文壇掀起了一個針對延安的落後面與陰暗面的「雜文運動」。
在雜文運動中，尤以丁玲和王實味最為引人注目。丁玲的《三八節有感》，針對延安存在的隱性歧視女性現象，提出了直率的批評。這篇散文還將筆鋒指向了「每一個星期可以有一天最衛生的交際舞，雖說在背地里也會有難聽的誹語悄聲的傳播著，然而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會熱鬧，不管騎馬的，穿草鞋的，總務科長，藝術家們的眼睛都會望著她」的江青。
由於王明不在延安工作，那麼延安出現的問題顯然就不應該由王明而應該由毛澤東負責。這樣，雜文運動實際上把矛頭指向了毛澤東而不是王明，這是毛澤東難以忍受的。因此，整風運動很快把矛頭對准了這些不了解政治鬥爭秘密的作家。
丁玲本來是主要批判對象，賀龍就曾激烈批評丁玲的《三八節有感》。但丁玲後來被毛澤東保住了，毛澤東說：「丁玲同王實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於是，延安整風的主要對象後來變成了王實味。而這時，丁玲也借著批判王實味洗脫了自己。
延安整風使丁玲受到沖擊。整風之後，丁玲心態大變，逐漸放棄個性主義。丁玲後來的丈夫陳明回憶說：「那時她自覺地全身心投入延安文藝整風運動，運動中她寫了兩本學習心得，一本封面的題目是《脫胎換骨》，另一本是《革面洗心》。遺憾的是這兩個筆記本都早已佚失了。」
整風運動後，丁玲寫了歌頌合作社工作模範人物的小說《田保霖》，得到毛澤東的表揚。丁玲說：「毛主席曾在一次高幹會上說：‘丁玲現在到工農兵當中去了，《田保霖》寫得很好，作家到群眾中去就能寫好文章。’別的同志也告訴我他聽到過類似的話，我聽到之後，心中自然感激。但我以為我的《田寶霖》寫的沒有什麼好，我從來沒有認為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明白，這是毛主席在鼓勵我，為我今後到工農兵中去開放綠燈。」
於是，丁玲到河北一個村子蹲點，參加土改運動，後來以此為生活基礎，創作了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
這篇小說的出版頗有波折。丁玲首先將稿子送給周揚審查，周揚看了稿子後，認為小說有原則問題而不同意出版。周揚還和彭真講：這本書里表現了富農路線。在一次晉察冀土改工作會議上，彭真在會上不點名地批評了丁玲。他說：「我們的作家有沒有地富思想啊？我看作家也有地富思想嘛。寫雇農家里如何如何髒，地主家的女兒怎麼怎麼漂亮。」丁玲覺得這是在批評自己，對周揚產生了意見。她認為，彭真未必讀了小說的手稿，很可能是聽了周揚的一面之詞。後來丁玲又將稿子送給胡喬木看，胡喬木很欣賞。蕭三看了這本小說，也說好。於是，這本小說才得以出版。
《太陽照在桑幹河上》
《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是一部具有爭議性的小說。不僅在當時有爭議，到現在也還有爭議。在4０年代，周揚等人從左的立場上腹誹這本小說。在8０年代，這部小說又被認為是一部左的作品。有人認為：「那里面簡直看不到丁玲自己獨特的感受，只有那一個純粹政治性的主題，而這樣的主題是其他許多作家都已經寫過，以後還有更多的作家將要來寫的。如果說在《我在霞村的時候》和《在醫院中》里，我們還能感受到那個寫作《莎菲女士的日記》的獨特的女作家，這部長篇小說卻明白地宣告了這位女作家的徹底的消失，作為《桑幹河上》的作者，丁玲幾乎完全喪失了她自己獨特的藝術個性，包括她作為一個女作家的那些獨特的稟賦。」
怎樣看《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我認為，這是一本複雜的小說。從整體上講，這本小說是符合當時左的文學規範的。小說是按照階級鬥爭的理論進行寫作的。但是這本小說也有挑戰規範的地方。
首先表現在顧湧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丁玲後來說，寫這個人物是有糾左的動機的。
我們開始搞土改時根本就沒什麼富裕中農這一說，就是雇農、貧農、富農、地主。我們的確是把顧湧這一類人劃成富農，甚至劃成地主的。拿地的時候也竟是拿他的好地，有些做法也很左。表面上說是獻地，實際上就是拿地，常常把好的都拿走了，明明知道留下的壞地不足以維持那一家子人的吃用，但是還是拿了，並且認為這就是階級立場穩。在這樣做的當中，我開始懷疑。有一天，我到一個村子去，我看見他們把一個實際上是富裕中農的地拿出來了，還讓他上台講話，那富裕中農沒講什麼話，他一上台就把一條腰帶解下來，這哪里還是什麼帶子，只是一些爛布條結成的，腳上穿著兩只兩樣的鞋。他勞動了一輩子，腰已經直不起來了。他往台上這一站，不必講什麼話，很多農民都會同情他，嫌我們做的太過了。我感覺出我們的工作有問題，不過當時不敢確定，一直悶在腦子里很苦悶。所以當我提起筆來寫的時候，很自然的就從顧湧寫起了，而且寫他的歷史比誰都清楚。我沒敢給他訂成分，只寫他十四歲就給人家放羊，全家勞動，寫出他對土地的渴望，寫出來讓讀者去評論，我們對這種人應當怎麼辦？
其次，還表現在黑妮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太陽照在桑幹河上》里，丁玲在不經意中表現了對作為地主侄女的黑妮的命運的某種關注。
丁玲這樣講述塑造黑妮這一人物形象的動機：「我在土改的時候，有一天我看到從地主家的門里走出一個女孩子，長的很漂亮。她是地主的親戚，她回頭看了我一眼，我覺得那眼光表現出很複雜的感情。只這麼一閃，我腦子忽然就有了一個人物。」丁玲還說：「馬上我的感情就賦予了這個人物，覺得這個人物是應當有別於地主的。」
在黑妮形象的塑造上，丁玲內心深處的女性解放的追求又浮現出來了。黑妮是一個敢於追求自己的愛、自己的幸福的姑娘。她愛上了家里的長工程仁，就不顧門第、不顧一切地大膽愛著。這愛情被錢文貴發現後自然遭到反對，為拆開這一對戀人，錢文貴辭退了程仁。但這並不能破壞黑妮心中的愛。她偷偷地將鞋襪送給程仁，悄悄地與程仁約會。她對程仁說：「你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咱一個親人也沒有，就只有你啊！你要沒良心，咱就只好當姑子去。」當面表示了非程仁不嫁的決心。黑妮盡管是一個農村姑娘，她身上卻有著莎菲的基因。
應該說，周揚對這本小說的腹誹確實很敏銳，他看出了這本小說的異端之處。可惜的是，八十年代的批評家反而沒有看出這兩點。
在這本小說中，丁玲獨特地感受和展現了農村階級關系的複雜性，寫了土改鬥爭的複雜性和艱巨性。特別是寫農會主任程仁的心理，寫他的苦惱和彷徨，貼切而細膩。
丁玲後來在回答「寫好一部作品何者最重要」時，指出：「最重要的就是要寫出人來，就是要鑽到人心里面去，你要不寫出那個人的心理狀態、不寫出那個人靈魂里的東西，光有故事，我總覺得這個東西沒有興趣。」丁玲小說最受左的批評所訾議之處就是寫出人物內心的多重性，而她的小說最經得起時間考驗之處，也就是寫出人物內心的多重性。
《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在1951年得到了斯大林文學獎二等獎。周揚在做報告又說這本小說好，這讓丁玲很看不起周揚，私下說周揚長著一張做報告的臉。兩人的矛盾也在積累和醞釀。
丁玲當年的秘書張鳳珠曾說：「從內心里，她瞧不起行政工作，瞧不起周揚。她認為只有作品才能說明一個人，而且作用是長久的。所以，她與周揚去蘇聯開會，高莽一路給他們當翻譯，高莽會畫畫，就給他們畫像。她說高莽畫的周揚不像。意思是周揚沒有畫上的那麼好。到了蘇聯，愛倫堡請客，名單上沒有周揚。大概愛倫堡認為周揚不是作家，只是共產党的官員。但周揚是代表團團長啊，丁玲給愛倫堡的工作人員打電話希望他們注意到這個問題。那邊說商量一下，後來回電話說：愛倫堡睡覺了。實際上就是拒絕再更改了。這是丁玲回來講給我們聽的。她告訴我這些，說明她是瞧不起周揚的。丁玲還講，他們在蘇聯一起走時，周揚看到一個漂亮的小女孩，就說，她很像周密(周揚的女兒)，又看到一個長得挺醜的孩子，就說像蔣祖慧(丁玲的女兒)。丁玲當然不高興了。你說，就這種極小細節，都很在意。可見他們的矛盾太深了。」
不過，丁玲在建國後一段時間內，文藝思想有時表現也很「左」。對蕭也牧小說《我們夫婦之間》的批判就表現了這一點。
但是，丁玲也曾私下表達對當時的文學規範的不滿，她說：「我們現在就怕寫落後，就只能寫新人物，寫英雄品質，他們不知道這種英雄品質是如何來的，如何經過鬥爭才能成熟，因此一切都成了概念化。」她還批評當時的創作：「不是廢話連篇，就是幹幹巴巴，板著臉死說教，都是氣不足，都想紙紮的花，其中沒有水分，沒有活氣。」
5０年代收到沖擊
丁玲在5０年代創辦了「中央文學研究所」，辦得相當不錯，獲得了學員的普遍愛戴。不過，這在後來被批評為「利用党和人民所交托的崗位，極力培植自己的小圈子，企圖實現她的稱霸文壇的野心」。
丁玲與周揚的矛盾在1955年爆發，這一年，周揚把丁玲和陳企霞一起打成「反党集團」。1957年整風運動中，丁玲本來有望平反，但是，風雲突變，整風運動變成反右派運動後，丁玲再次遭到了批判。而且陳年舊事都被翻了出來。特別是丁玲被捕後的表現，成為周揚等人攻擊的口實。毛澤東親自上陣，將《三八節有感》等一批在延安時期受過批評的作品，當作大毒草重新送上「再批判」的祭壇。毛澤東在親筆撰寫的按語中說：謝謝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勞作，毒草成了肥料，他們成了我國廣大人民的教員。他們確實能教育人民懂得我們的敵人是如何工作的。當年曾經把丁玲與王實味相區別的毛澤東，這時又把他們捆綁在一起了。
周揚在《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中這樣批判丁玲：
許多同志提到了《莎菲女士的日記》。要了解丁玲的性格和思想，讀一讀她30年前的這篇成名之作，倒是很有幫助的。書中的主人公是一個可怕的虛無主義的個人主義者。她說謊，欺騙，玩弄男性，以別人的痛苦為快樂，以自己的生命當玩具。這個人物雖然以舊禮教的叛逆者的姿態出現，實際上只是一個沒落階級的頹廢傾向的化身。當然，作家可以描繪各種的社會典型；問題在於作者對於自己所描寫的人物采取什麼態度。顯然，丁玲是帶著極大的同情描寫了這個應當否定的形象的。如果說這篇小說表現的是她早年的思想，那麼她入党很久以後，特別是在革命根據地生活了幾年以後，卻寫了像《我在霞村的時候》和《在醫院中》這樣的作品，就說明她的極端個人主義思想後來不但沒有改好，反而發展到和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尖銳對立的地步。《我在霞村的時候》這篇小說，把一個被日本侵略者搶去作隨營娼妓的女子，當作女神一般地加以美化。值得注意的是，馮雪峰在《丁玲文集後記》中，卻說作者所描寫的這個「靈魂」，是如何如何的「豐富和有光芒的偉大」。這就看出，他們的口味是如何相投了。丁玲在1941年寫的《在醫院中》，更是集中地表現了她對工人階級，對勞動人民的敵視。這篇小說是丁玲的極端個人主義的反動世界觀的縮影。小說把一個有著嚴重的反党情緒的年輕的女共產党員陸萍描寫為一個新社會的英雄人物，僅僅是因為組織上分配工作的時候沒有滿足她的不切實際的幻想，作者就忍不住替她的主人公抱不平，把党和革命的需要咒罵為套在脖子上的「鐵箍」。在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發生抵觸的情況下，陸萍對延安的一切投以仇視的眼光，並且在醫院中展開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動。小說把革命根據地的勞動群眾寫成愚蠢的、麻木的人，把延安寫成一個殘酷無情、陰森可怕的地方，延安的革命幹部從上到下都是沒有希望的。因此，作者支持她的女主人公「同所有的人」作鬥爭。丁玲寫道：「她尋仇似的四處找著縫隙來進攻，她指摘著一切。她每天苦苦尋思，如何能攻倒別人，她永遠相信，真理是在自己這一邊的。」丁玲這篇小說，正是宣傳了她反党、反人民的「真理」，狂熱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真理」。從莎菲開始。在丁玲所描寫的不少女主人公的經歷和性格上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她十分欣賞莎菲式的女性。她對臭名昭著的右派分子林希翎的贊賞決不是偶然的。她把這種類型的女性當作最可愛的堅強性格加以頌揚。可以說，多少年來，莎菲女士的靈魂始終附在丁玲的身上，只是後來她穿上了共產主義者的衣裳，因而她的面貌就不那麼容易為人們所識別，而她作起壞事來危害也就更大了。
周揚把丁玲的問題上綱上線為「反党反人民」，認為丁玲的小說「反党反人民」。應該說，丁玲的小說確實存在著與党的文學規範不一致的地方。但是不是就錯了呢？我們知道，周揚後來宣傳人道主義，也被批評為「反党反人民」。那麼，周揚是不是又錯了呢？如果說錯的話，那麼都是錯。但是晚年的周揚並不認為自己宣傳人道主義有什麼錯。他對胡喬木的批判很是不滿。同理可證，丁玲的「反党反人民」不一定是錯的。「反党反人民」，作為一種政治標准，用來評價文學作品，必須慎之又慎。
其次，周揚的批判也顯得非常虛偽。周揚曾經很贊賞《我在霞村的時候》。丁玲發表這篇小說的時候，周揚曾給丁玲寫信，說他看了這篇作品感動得流淚。周揚對自己感動過的作品進行聲色俱厲的批判，完全違背了自己的藝術良知。
1958年丁玲被開除党籍，下放北大荒。197０年又被關進秦城監獄，1975年又被遣送到山西省長治市老頂山鎮漳頭村改造，1979年才複出。複出後在平反中遇到不少波折。周揚等人極力阻撓丁玲的平反，說她明明和國民党特務睡覺了嘛。
丁玲晚年扮演了一個馬列主義老太太的角色，她反複宣傳，她描寫勞動改造所在地北大荒的模範人物的特寫《杜晚香》是她最好的作品。丁玲到美國大講她的北大荒經驗是如何美好和快樂，以至一些並無偏見的聽眾都覺得矯情。丁玲還屢屢批判那些暴露文革、批判極左的文學作品。因此，晚年丁玲給人的印象是很「左」。
怎樣看晚年的丁玲的「左」？我贊成這樣一種觀點，即丁玲晚年的「左」可能只是一種姿態，丁玲在骨子里並不左。因為丁玲受了極左路線的苦，心有餘悸，知道中共內部的潛規則是「寧左勿右」，所以選擇站在「左」的一邊。丁玲在日記中曾這樣寫到：「舊的傷痕還在，豈能又自找麻煩，遺禍後代！」另外，也有與周揚對著幹的意思，你周揚不是把我打成了右派嗎？不是還阻撓我平反嗎？我現在就表現得「左」一點，看誰還敢說我是叛徒。
王蒙就曾堅信：丁玲骨子里絕對不是極左。王蒙講了丁玲的這樣一些故事：
我至今難忘的是《人民文學》的一次編委會，那時全國短篇小說評獎，中國作協是委托《人民文學》雜志社操作的。在討論具體作品以前，編委會先務一務虛。一位老大姐作家根據當時的形勢特別強調要嚴格要求作品的思想性。話沒等她說完，丁玲就接了過去，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說：「什麼思想性，當然是首先考慮藝術性，小說是藝術品，當然先要看藝術性。」
我嚇了一跳，因為那兒有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管著，誰敢把藝術性的強調排在對思想性的較真前頭？
王蒙不敢。丁玲敢。丁玲把這個意思最終還是正式發表出來了。
丁玲有一次給青年作家學員講話，也是出語驚人。如她說：「什麼思想解放？我們那個時候，誰和誰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現在這樣麻煩！」
丁玲晚年創辦並主編文學雜志《中國》，發表了遇羅錦、北島、殘雪等人的作品。這些人物在當時都具有爭議性。但是丁玲卻給予了他們大力支持。終於，《中國》雜志在1986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勒令停刊。
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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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4日，丁玲去世，她的家屬強烈要求在她的遺體上覆蓋中共党旗，但被以「級別不夠」為理由拒絕。丁玲走了，應該說臨走時她是很不開心的。但其真實的心事又有誰知？
